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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对国家经济有着宏伟的规划，时间跨度为一年、五年甚至十五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明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技术。
然而，中国领导人最近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遇到了困难：信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4月，当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因新冠疫情封锁时，消费者信心崩溃，并且至今未能恢复。事实上，根据最新的调查，信心在今年7月再次下降。
这个数字如此糟糕，以至于让人感到奇怪政府仍然公开发布这一数据。
不仅仅是消费者感到悲观。外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政策的不公平性和不可预测性。部分公司甚至将中国视为“无法投资”的国家。如今，伴随着这些抱怨，资金也开始流出。
今年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FDI）跌至负148亿美元，创下历史最差纪录。流入的资金，完全被外国投资者出售股份、收回贷款或汇回利润所抵消。
另一项由商务部统计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七个月，以人民币计算的FDI同比下降了近30%。仅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外商直接投资才出现过如此急剧的下降。
部分原因在于外部因素。企业不仅对国内趋势作出反应，也会对国外趋势作出反应。例如，美国打击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投资。此外，美国高利率吸引了本来可能留在中国的资金。
然而，中国企业的前景也不乐观。每个月，政府统计人员都会调查数千名“采购经理”关于产出、订单、招聘和前景的情况。根据最新的调查，企业预期在8月份下降到疫情之外的最低水平。
尽管中国领导人决心“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十分令人信服。在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敦促官员们“唱响中国经济的光明未来”，在预计外商直接投资将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下。
要提升信心，官员们必须找出原因。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人们悲观，还是因为人们悲观所以经济不好？
一年前，企业信心仅仅反映出经济疲软这一观点是成立的。根据采购经理指数，新订单和长期平均水平一样低。
“企业信心仍然只是订单的函数，”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克里斯托弗·贝多尔和托马斯·加特利在2023年8月指出。“改善预期和投资行为的最好方法，是通过更多的刺激措施来改善当前的经济状况。”
然而，这一论点现在越来越难以成立。过去一年，信心恶化的速度甚至快于新订单的下降。预期比其他经济活动指标显示的情况还要糟糕。
例如，今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表现令人意外地好。然而，中国企业在将外汇收入兑换为人民币方面显得迟钝。
根据高盛估计，过去两年间，中国企业持有了约4000亿美元本应兑换成人民币的外汇。尽管美国利率可能会下降，持有美元的动机将减弱，但除非中国经济前景有所好转，出口商或许仍不会急于购买人民币。
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的悲观情绪，反映了比当前经济状况更深层次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认为，疫情封锁以及对中国一些著名公司的监管打击，严重损害了对中国政策制定的信任。在这两种情况下，官员们为了追求其他目标，忽视了私人财富。
中国领导人试图恢复企业家的信任。政策制定者正在起草一部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的法律。但如果党内情绪再次转向敌对，新法律将无济于事。
中国的执政党无法有效约束自己，缺乏限制自身权力的能力。因此，波森认为，私人部门的不安全感可能会削弱政府刺激措施的影响。低利率不会鼓励人们借贷和消费。政府增加支出也不会带动私人消费。
因此，关于中国信心问题的两种对立解释，对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悲观情绪仅仅是经济疲软的结果，增强刺激措施应能消除这种情绪。相反，如果波森的观点正确，刺激措施将既无法恢复经济也无法恢复信心。
过去一年间，中国政府似乎在努力解决这一争论。为了刺激经济，政府暗示将放松财政政策。政府已多次授权发行长期政府债券，并批准了地方政府可自行发行的“特别债券”配额。
中国央行还提供了低息融资以帮助稳定房地产市场。
然而，根据高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广义预算赤字实际上有所收窄。央行提供的融资也很少被利用。尽管土地销售等其他收入来源比预算文件中假定的更快枯竭，地方政府却出人意料地未能迅速发债。
西京研究院的赵建在一份很快被限制传播的报告中抱怨称：“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消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迟缓？
地方官员可能因自身信心危机而未能迅速应对低迷的士气。为了遏制腐败并确保北京的优先事项得到忠实执行，习近平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地方官员的自主权。中层官员的权力减少，但问责增加。
米德尔伯里学院的杰西卡·蒂茨指出，地方官员的权力下降了，受惩罚的风险却增加了。
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数量同比增加了28%。官员们的工作时间延长，填写的表格也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决策者不愿表现出大胆的行动力。
蒂茨指出，他们认为“做得越多，错误就越多”。北京今天可能呼吁刺激支出，但也有可能在未来批评由此产生的债务或项目选择。
蒂茨发现，三分之一的地方官员如果有机会，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对工作感到非常不满。要恢复私营部门对政策制定的信任，中国首先必须恢复政策制定者的士气。
或许政治局可以带头为他们“唱响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