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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y Sender是Apsara Advisory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为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机构。她曾是投资公司BlackRock的董事总经理。她在日经的文章中指出，美国的关税可能会迫使中国最终转向需求侧改革，讽刺的是，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习近平政府一直没有认真对待。
多年来，中国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一直呼吁北京通过鼓励家庭消费来提振经济增长。但这些建议始终未被一个坚持意识形态的政府采纳，这个政府更倾向于采取供给端的政策。
久而久之，这种失衡不可避免地愈加严重。
相较于消费，过度生产所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只是首都中最有权力的那个人依然视而不见。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尤其是在房地产和股票投资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激烈的销售竞争压低企业盈利能力，迫使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外市场。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这进而导致与许多国家的摩擦升级，最终促使特朗普政府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至145%，这是目前任何国家面临的最严厉关税。
“美国持续升级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国带来的二阶影响风险最大，比如出口改道、在其他市场倾销或货币贬值，”印度Axis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尼尔坎特·米什拉指出。他说，“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挑战还包括人民币承压（这一压力超出了美国关税范围）、外资直接投资崩塌，以及尽管经常项目长期顺差，但外部资产负债表依旧薄弱。这可能成为二阶效应最主要的通道。”
然而，另一个更积极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在3月底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论坛边会上，一些官员和退休央行行长低声表达希望。他们希望特朗普的措施最终能促使习近平政府做出他们自己曾劝说无果的决定——不再仅采取象征性措施，而是真正鼓励消费、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以恢复家庭信心。
“当强调需求被定位为对特朗普关税的回应时，政府就更容易放弃原先偏好的生产导向政策，”一位前官员表示。鼓励国内需求不仅是对华盛顿措施的显而易见回应，也是必要之举。
部分原因是，向第三市场扩大出口也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摩根大通香港分部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指出，“全球需求疲弱将削弱中国向非美国市场扩张出口的努力。”
他还说，“此外，美国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征关税的现象日益明显，这也使中国通过转口或海外投资规避关税的手段更加困难。还有风险是，其他贸易伙伴也可能加征关税以保护自身产业。”
当然，北京要转向鼓励消费并不容易。
朱海斌表示，“中国政府最看重的是经济增长，而政府投资始终是最容易且最有效的方式。”
他说，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政府支出被视为消费的一部分——而且是总消费中远超家庭消费的最大组成部分。如果中国再次回到这种熟悉路径，就会错失打造更加有韧性经济体的机会。
然而，中国的对手一再低估了这种韧性。中国目前还无法制造台积电那种尖端高价值芯片，但能够生产大多数电子产品所需的“够用”芯片。DeepSeek开发出的人工智能技术远超“够用”，展现出中国创业者对软硬件的深厚掌控。
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但机器人和技术发展意味着工厂对人力的需求减少。财政状况吃紧，但国家仍有3.2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实行资本管控）。
相比之下，摩根大通纽约团队将美国今年陷入衰退的概率上调至超过60%。拜登的补贴政策加上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导致美国企业创新动力减少。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减美国科研核心机构的预算，比如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大学研究实验室。
同时，严格的移民管控，尤其是学生签证政策，也意味着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国家将面临更少的人才流失。
从中国的视角看，美国的“黄金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一些人甚至声称，美国如今正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许多中国人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最终会笑到最后——而他们很可能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