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回应“下场买债”：可以作为政策工具储备 财政部：支持lg...

昨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

此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该负责人表示，我国国债市场规模已居全球第三，流动性明显提高，这为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现券买卖操作提供了可能。

此外，不少专家提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配合财政进行赤字融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相对足够大，同时发行节奏要相对稳定，才能有效实现政策传导，也能避免市场利率大幅波动；而且，未来央行开展国债操作也会是双向的。

该负责人还提醒，还要看到，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用尽情况下，被迫大规模单向买入国债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买卖国债与这些央行的量化宽松（QE）操作是截然不同的。

财政部：支持增加国债买卖

同日，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4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习〈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的署名文章。文章表示，中观机制上，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金融改革的协调配合，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支持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文章称，研究扩大政府债券柜台销售品种和规模。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长效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利率传导机制，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微观管理上，统筹运用政策性金融、贴息奖补、融资担保等政策工具，支持和撬动更多资金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打造新“新货币政策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央行买断式购入国债的案例并不多。这种情况除了1999年之外，曾在2007年、2017年及2022年发生过，这三年央行购入的国债均与2007年首发的特别国债息息相关。2007年央行购入的是为了提高外汇资产运营收益而首发的特别国债，2017、2022年购入的均是2007年特别国债部分到期后的续发国债。截至2024年2月，央行持有约1.52万亿元国债，其中约1.35万亿元属于2007年为购买外汇注资中投而发行的特别国债，如果剔除这部分特别国债，央行持有的国债规模仅1749亿元。相对30.2万亿元的国债存量规模，央行持有的国债（包括特别国债）占国债存量的比重仅5.1%。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银行不得直接认购、报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即禁止央行在一级市场中购买国债。不过，人民银行在二级市场上参与国债交易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一部分。《人民银行法》第四章第二十三条列示了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的六种货币政策工具，其中就有“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

4月初，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央行增加购债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主要是中国经济行至关键路口，包括地方债务风险化解、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以及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增加企业投资信心等。在此背景下，市场对政策支持有着进一步的期待，包括从化解地方债压力来看，似乎也有“新货币政策机制”在内的诉求。

值得关注的是，4月23日财政部的文章再次强调，协同配合的财政金融政策是提升金融供给质量的强大动力。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打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的“组合拳”。

温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仍有加力的空间，社融增速处于较低水平，自发性融资仍处于较弱的状态，考虑2023年集中发行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对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剩余空间的使用较多，2024年进一步大幅发行的概率有限。

基于此，温彬预计2024年我国预计呈现宽货币与宽财政组合。一揽子化债需要在“宽货币+宽财政”的金融环境下进行，债务风险暴露往往在经济下行期，而土地财政具有顺周期特性，会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预计中央行会优先使用货币工具缓释，然后政府部门逐步推出置换、展期、降息等一揽子工具，为此2024年将延续宽货币与宽财政协调发力。

中国版“量化宽松”时机成熟？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中国实施QE需要更加激进的财政政策，同时还要解决一系列技术性问题。目前条件并不成熟，而且中国货币政策还处于正常空间，没有必要求助于QE。

由于中国具有新兴+转轨的经济特征，总量和结构性问题并存，故人民银行重心放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管涛认为，央行的工具箱已经够用。

数据显示，到去年底，人民银行创设了三项长期性工具、十四项阶段性工具，合计余额为75106亿元，较上年底增加10641亿元，贡献了同期央行总资产增加额的26.5%、基础货币净投放的37.9%。

招商宏观认为“中国式QE”主要包括三个特征：1）定向：以优质房地产企业为目标，通过资产购置等方式修复其受损的资产负债表；2）协同：以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准财政工具为主，开展货币财政协同；3）结构性：突出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使用，为特定领域提供流动性支持。央行施策“中国式QE”后，并不会出现类似海外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迅速扩张的情况，而是反映在央行资产结构的变化。

招商宏观在研报中指出中国式QE≠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准财政工具的使用才是中国式QE的真意。不同于西方的央行印钞向政府购债模式，中国的货币财政协同以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准财政工具的使用与基于公有制的金融资本支持财政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央行资产负债表将以结构调整为主，规模扩张并非题中之义。

“大摩”摩根士丹利曾发布研报，声称中国版QE不会发生。摩根士丹利认为，这是通过从使用中央银行票据、反向回购和贷款设施(LFS)转向越来越多地使用政府债券交易来控制金融状况以改善公开市场运作机制，这是全球央行之间的一种标准做法。它并不是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因此并不表示量化宽松。

东吴宏观认为当前可能还未到央行大规模直接购买国债的地步。美、日主要通过二级市场买断式购入国债，我们发现其央行开启购债的时点有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宏观经济承压；二是央行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三是央行购债或有“路径依赖”，一旦开启就难以退出。

不过，中信建投固收首席曾羽认为，不能简单的通过央行购买国债与否来划定是否为QE乃至MMT。我国央行目前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仍然适中，只要货币增速维持稳定，购买国债或再贷款都只是工具方式的问题。

民生银行温彬也认为，虽然央行买债的形式一样，但是和QE、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安排和逻辑不同，是调节长期流动性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也不同于西方式的量化宽松，未来央行需要在与市场沟通方面做更多工作。

曾羽认为，近年来，央行没有采用直接买卖国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仍然是以银行贷款间接信用为主的国家。但是，目前社融结构中政府债的增速趋势性的超过了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