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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特朗普上台的背后,是美国机构的信任危机

2024-12-24 0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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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经济学荣休教授,曾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他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General Atlantic的高级顾问以及该公司全球增长研究所的主席。他还是亚洲环球研究所咨询委员会主席,并在鲁班书院学术委员会任职。此外,他曾担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他在Project-Syndicate的专栏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中,人们必须依赖中介机构——包括传统媒体、政府或专家,来弥补信息差距、稳定信念并确定均衡。然而,这一过程只有在中介机构值得信赖时才能奏效,而许多美国人并不相信这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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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Matt Noble on Unsplash

尽管官方消息来源和媒体强调美国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和就业数据,或者宣传美国股市高估值,但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较差(36%)或一般(41%)。

这种表现与认知之间的脱节可能带来深远影响;已经在上个月推动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

那么,这种脱节的原因是什么?

在面对信息不对称时,市场参与者如何应对值得深入思考。当一方拥有比另一方或多方更多或更好的信息时,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想象一下,如果你正打算购买某样东西,作为买家,仅凭直接观察能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因此,你会基于对这些选择的信念来做决定。这种信念不仅包含可见的事实,还包括不可见的或预期的特性。

但交易完成后,这个过程并没有结束。接下来,你会进行“探索”——本质上是观察。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你发现的事实与驱动你决策的信念不符,你就会调整自己的信念。

在经济学家使用的信号和筛选模型中,各种参与者的选择会弥合信息差距并促成均衡。

需求方的信念会促使供给方做出与这些信念一致的选择。关键在于,交易完成后的直接观察能够稳定信念并决定均衡。

然而,在当今高度复杂的经济中,专业化和互联性成为特征,这种直接观察并不总是可能的。

相反,对于许多甚至大多数与个人福祉或决策相关的重要条件来说,观察是不可行的或无法实现的。

不存在全面探索的可能性,来确保信念与基本现实保持一致。

当个人验证不可行或无法实现时,人们需要依赖信息中介,包括传统媒体、政府或气候科学家等专家。

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和在线信息来源,也在信息生态系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如果这些中介要弥合信息差距,必须值得信赖,而许多美国人并不这样认为。

根据2023年盖洛普的一项民调,美国人对从媒体到政府等机构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仅有18%的受访者对报纸有信心,14%对电视新闻有信心,8%对国会有信心。

科学家的表现稍好,76%的美国人表示对科学家有“极大的”或“相当的”信任,认为他们会为公众利益行动。

然而,自称“高度怀疑”的群体正在增加,尤其是在自认是共和党人的人群中。

为什么美国人不信任那些应该帮助弥合信息差距的机构?

经济表现的乐观报道未能反映人们切身经济状况,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收入分配数据可以帮助揭示这些状况。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美国底部50%的家庭资产负债表造成了严重打击。2010年,这一群体仅占家庭总净资产的0.7%。随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新冠疫情及其后通胀飙升导致美联储加息,带来了新的阻力。

如今,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家庭将收入的95%以上用于生活必需品,这使得他们对哪怕是轻微的经济冲击都十分脆弱,几乎不可能积累财富。

今年,美国家庭总净资产达到154万亿美元,而底部50%的家庭仅占3.8万亿美元,仅占总额的2.5%。这相当于约6600万美国家庭平均拥有58,000美元的净资产,而许多家庭拥有的更少。

前10%的家庭持有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财富,而底部90%的家庭分享剩余的三分之一。

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会对那些传递与他们实际经历不符的乐观经济叙述者,产生了不信任。即使媒体确实报道了许多美国人面临的艰难经济状况,这些报道也并未转化为能够显著改变现状的政策和行动。

这种现象已持续至少二十年,削弱了公众对整个体系的信任。

在某个时间点,人们可能开始认为传统机构要么是在撒谎,要么就是无知。

信念与传统信息来源的脱节,为可能不可靠的替代选择敞开了大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既推动了这一过程,又使其变得复杂,因为提供了大量未经验证的信息来源。

结果可能极具两极化。

虽然关于社交媒体对人类行为影响的研究尚在进行中,但显然,像Facebook、X和TikTok这样的平台,已成为强大的群体形成机制。

这一过程具有自我强化性:个体部分基于共同的信念选择群体,而群体又会影响其成员的观点。确认偏误——即倾向于寻找与先前信念一致的信息,加剧了群体对现实的不同认知。

一些有争议的信念,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被偷走”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并非真正的信念,而是一种验证群体成员是否忠于共同“事实”的筛选工具。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恢复基于共享现实认知的基础,以制定经济政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美国人截然不同的经济经历——源于日益加剧的财富不平等以及包括医疗和大学费用上涨在内的诸多困境,只会让这一挑战更加复杂。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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