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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R·博尔顿曾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司法部民事部门的助理司法部长。他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文章指出，特朗普对忠诚的看法，更类似于中世纪国王对下属的要求。
四年前的本周一，特朗普曾施压副总统彭斯，要求他采取一种荒诞的方式，解读副总统在清点选举人票中的宪法职责。
彭斯拒绝了，这引发了特朗普的愤怒，因为彭斯没有在哲学或宪法原则上屈服于他的意志，因而被视为“不忠”。
对彭斯来说，这虽然是一次光荣的决定，但也标志着他在“特朗普世界”中变得毫无价值。
现在，特朗普正在为他可能的第二个任期挑选关键人选。这些潜在的被任命者在哲学观点、能力和品格上有所不同，但不幸的是，他们需要满足的一个共同要求是：要会盲目执行特朗普的命令，无视有效治理的基本准则和标准，甚至可能无视合法性。
据称，特朗普的这种执念源于他对第一个任期的不满。当时，有太多高级顾问被指“不忠”，这些官员据说拥有自己的议程，他们削弱、阻挠甚至扭转了总统的决策，因而被认为非法地篡夺了总统的权力。
这些“篡夺者”被视为“深层政府”的一员，被指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并被认为通过阴谋手段试图削弱特朗普的总统权力。
但特朗普的亲信们表示，这次情况会不同，尤其是他的长子，他们希望只任用忠诚者。
然而，在行政分支和国会中，什么才是“忠诚”？
尤其是在国会中，参议员对大批（但并非全部）高级官员的任命，拥有宪法赋予的建议和同意权。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忠诚被正确地视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官员认为，他们的忠诚对象是宪法，而非个人。
比如，马克·埃斯珀（前防长）和马克·米利（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有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则有意忽略，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主张个人忠诚高于宪法忠诚会引发极大的反对。
事实上，特朗普对宪法的理解非常粗浅，他真正想要的是任命者表现出“臣服”。这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不仅仅意味着忠诚，还意味着屈从。
特朗普经常在内阁官员同事面前训斥和贬低他们，例如他对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的做法。
但即便如此，他仍让这些官员留任，这种行为令人不安，但对于特朗普来说却是常态。
2023年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加冕典礼上，威廉王子承诺自己会是父亲“生死相随的忠臣”。这就是所谓的“臣服”，一种公开表达的个人依附关系。而特朗普正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模糊宪法义务。
这无疑会对自由社会造成伤害，然而却是特朗普长期以来的行为模式。
无论是国王还是总统，或者他们的国家，如果他们周围充斥着阿谀奉承者和机会主义者，都无法得到真正的服务。真正强大的总统并不害怕拥有强烈观点的顾问。
2017年6月，在他首次正式内阁会议上，面对媒体，特朗普要求团队成员公开赞美他。这一幕甚至让老资格的华盛顿观察者也感到惊讶。
在目前的过渡期中，特朗普可能提名的人表示，他们被问到是否相信2020年大选“被窃取”（只有一个符合特朗普期待的“正确”答案，但这个答案与事实相悖），以及他们如何看待2021年1月6日的事件。
当特朗普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时，一定会很有意思看到，有多少被提名者声称自己从未相信他赢得了2020年大选，或者1月6日是一场“无害的公园散步”，而不是一次非法暴动。
为了进入政府高层而向特朗普“效忠”是一回事，但对于新任命者，尤其是那些没有政府经验的人来说，真正的考验将在他们开始工作后出现。这也是宪法对总统任命权进行制约的原因之一。
宪法的制定者努力让宪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们并不天真，因为经历过“考验人性灵魂的时代”。
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最实际的角度看待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权。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6篇中写道，总统“普遍收买整个机构诚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实现。一个倾向于以实际眼光看待人性的人，不会夸大其美德或放大其恶行，能够对参议院的正直产生足够的信心，并相信总统难以腐蚀或诱使多数成员，同时也会认为任命事务中需要参议院合作，是对总统行为的一种重要且有益的制约。”
要求参议院按照汉密尔顿的设想行事并不难。
最近，38名众议院共和党人就让特朗普在当选总统期间遭遇了首次立法失败，否决了他支持的持续拨款决议案（注，这是指特朗普要求将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在他任期内基本上取消）。
显然，参议员至少应该和众议院议员一样独立。
但在实际执政中，“臣服”如何运作？这是真正考验任命者个人诚信的时候，也是检验他们忠于宪法还是忠于特朗普的时候。
例如，在国防部，军官有义务拒绝执行非法命令。如果特朗普下令国内部署军队，而这违反了《平叛法》，会发生什么？
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彼特·赫格塞斯会敦促撤销命令，还是仅仅将命令转达给军队？
军官们会不会在政府律师的建议下拒绝执行？
这种混乱可能会延伸到指挥链的多深处，又会造成多大的长期损害？
类似的非法命令可能在情报界引发重大危机，情报界被很多人，尤其是特朗普，视为“深层政府”的黑暗核心。但风险最大的联邦部门和机构是执法机构，特别是司法部。
如果特朗普命令他提名的司法部长潘姆·邦迪起诉莉兹·切尼，指控她在众议院1月6日特别委员会作证时可能教唆伪证，邦迪会怎么做？
她可以说，国会议员在立法听证中鼓励证人说实话并不违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卡西迪·哈钦森或其他证人作伪证。但邦迪也可能指示特朗普提名的副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不仅调查切尼，还调查哈钦森和其他证人。
布兰奇将是一个有趣的测试案例。他是前联邦检察官，熟悉规则。他会不加批判地执行邦迪的命令，冒着违背法律伦理和遭到律师协会纪律处分的风险吗？
如果布兰奇将命令传达给负责刑事或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或者直接传给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检察官，又会发生什么？
而当命令最终落到职业检察官手中时，他们又会怎么做？他们的职业操守同样会面临风险。
这些问题和决定也适用于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调查人员，他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的情景。
因此，司法部可能陷入持续的危机。然而，无论司法部或其他机构发生什么，我相信联邦司法系统，包括以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为首的最高法院，尤其是各地的地区法院，都不会长期容忍特朗普为报复而策划的恶意起诉。
在哥伦比亚特区处理1月6日被告的地区法院法官们，给出了值得参考的例子——无论是由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任命，这些法官在量刑时都表现得很强硬。虽然他们不一定都像“水门事件”时期的“最高约翰”西里卡那样严厉（西里卡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法官），但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司法系统的终身任职，与“总统随时不满意即可罢免”的机制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立性。
当然，仅仅是接受调查或被起诉期间的法律辩护费用，就可能令人望而却步，尤其是特朗普如果选择用纳税人的钱对政治对手发动法律战（lawfare）。特朗普可能不需要动用个人资源，但他的目标对象却不得不自己承担费用。
此外，他们也不享有总统在刑事或民事诉讼中的广泛豁免权，这是寻求公职的人需要事先考虑的问题。
不过，特朗普的任命者应该特别注意一点，特朗普在逃避自身行为后果方面很有经验，而他的忠实支持者通常没有这个才华。
不信，可以看看迈克尔·科恩和鲁迪·朱利安尼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