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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卡玛（Rogé Karma）是《大西洋月刊》的一名专栏作家，他报道说，新的研究表明，即使考虑到著名的低价，沃尔玛也使其经营所在的社区变得更加贫穷。
没有哪家公司像沃尔玛一样在美国经济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以低工资著称；也是最大的零售商，以低价格闻名。
从这个意义上说，沃尔玛的主导地位，体现了一种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主导美国政策制定的理念：低廉的消费价格是衡量经济健康的首要标准，比低失业率和高工资更重要。
事实上，沃尔玛的许多支持者认为，这家公司对贫困家庭和中产家庭是福音，因为他们每年通过在沃尔玛购物可以节省数千美元。
不过，两篇新研究论文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这些研究采用了创新的方法，发现沃尔玛不仅导致收入降低，还增加了社区范围内的失业率，这些成本超过了为消费者节省的资金。
研究得出结论，总体而言，沃尔玛让所在的地区变得比没有开业前更贫困。
有时，消费价格可能是对经济福祉一种不完整甚至误导的信号。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科技巨头还没有成为关于企业力量讨论的主角时，沃尔玛是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纪录片和书籍层出不穷，例如《沃尔玛：低价的高成本》和《沃尔玛如何摧毁美国（和世界）》等。
这些负面宣传，一度严重到让沃尔玛在2005年专门建立了一个“作战室”来改善公司形象。
经济学界的支持随之而来。2005年，杰森·弗曼（后来成为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发表了一篇题为《沃尔玛：一个进步的成功故事》的论文。他在文中辩称，尽管沃尔玛给员工的工资相对较低，但“潜在危害的规模与其为消费者在杂货店节省的钱相比微不足道”。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种观点成为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主流看法。
不过，全面评估像沃尔玛这样主导市场的公司影响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消费者成本节省很容易计算，但这并不能全面反映公司对社区的总影响。
沃尔玛的到来会对当地经济产生连锁反应：消费者改变购物习惯，员工更换工作，竞争对手调整战略，供应商改变生产输出等。
两篇新的研究论文，通过创新方法来分析沃尔玛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沃尔玛的影响并不像“进步的成功故事”那样乐观。
第一篇论文由社会科学家卢卡斯·雷纳、扎卡里·帕罗林，以及经济学家克莱门特·皮格纳蒂和拉斐尔·平特罗·施密特联合撰写，于今年9月发表。
研究依托一个极为详细的数据集——数据集追踪了1968年以来超过1.8万名美国人的多项经济结果，通过这些丰富的数据，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类似医学临床试验的方法。他们将数据集中两组具有相似人口特征的人进行配对，观察当其中一组接触到“治疗”（沃尔玛的开业）而另一组没有时，会发生什么。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沃尔玛超级中心开业后10年，所在社区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下降了6%。按2024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相当于每年减少约5000美元。低收入、年轻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遭受的收入损失最大。
理论上来说，这些人如果因在沃尔玛购物省下的钱超过收入的损失，他们的处境可能会有所改善。
例如，根据沃尔玛自己在2005年委托的一项研究，以2024年美元计算，沃尔玛每年为家庭平均节省3100美元。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估算过于慷慨（考虑到研究的资助方，这并不令人意外），即便按这一估算，帕罗林和合作者发现，收入损失仍然远远超过节省的金额。
他们计算出，即使在最乐观的节省成本情景下，沃尔玛开业的地区贫困率仍然相对增加了约8%。
不过，这项分析存在潜在的局限性：无法考虑到沃尔玛的选址可能并非随机分布。沃尔玛可能出于某些难以察觉的原因（比如去工业化或去工会化），选择那些本身就容易陷入贫困增长的社区。这正是第二篇论文切入的重点。
第二篇论文由经济学家贾斯廷·威尔特希尔撰写，于去年12月发表。他将那些沃尔玛开业的县，与那些沃尔玛曾尝试开店但因当地反对未能开业的县进行了比较。
换句话说，如果沃尔玛是基于某些隐性特征来选择开店地点，这些县应该都具有这些特征。然而，威尔特希尔发现的结果与第一篇研究类似：沃尔玛开业的县中，工人收入的下降幅度超过了省下的购物成本，导致他们总体上处境更差。
更有趣的是，他发现收入损失并不仅限于零售业的工人，而是几乎影响了所有行业，从制造业到农业。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沃尔玛会对收入和财富产生如此广泛的负面影响？
这一理论较为复杂，大致如下：当沃尔玛进入一个社区时，通过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迅速成为该地区的主导者，迫使当地的小型杂货店和区域连锁店削减成本，甚至直接关门。
结果，原本向这些零售商供应商品的本地农民、面包师和制造商。逐渐被沃尔玛的全国性和国际供应商取代（据一些估算，沃尔玛历史上60%至80%的商品仅从中国采购）。
因此，根据威尔特希尔的研究，在沃尔玛进入某县后五年内，总就业人数下降约3%，大部分减少集中在“商品生产型企业”。
一旦沃尔玛成为该地区的主要雇主，就会对工人产生经济学中所谓的“买方垄断权”。买方垄断类似于垄断，后者是指公司因缺乏真正的竞争对手而能够收取高价，而买方垄断则是指公司因工人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能够支付低工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沃尔玛的工资水平一直低于竞争对手，比如塔吉特和好市多，以及像Safeway这样的区域杂货商。
威尔特希尔说，“关于沃尔玛的许多方面/与我们在经济学101课程中教授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相矛盾。很难找到比这更明显的例子来说明，一个雇主如何利用对工人的权力压低工资。”
沃尔玛的规模，自然对供应商拥有巨大影响力。正如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联合执行董事斯泰西·米切尔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中写道，沃尔玛以压榨供应商闻名，这些供应商因为害怕失去最大客户而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以如此低的价格向沃尔玛供货，迫使本地供应商裁员，并降低留用员工的工资。
同时，他们自然会通过向其他客户提高价格来弥补损失。这种恶性循环进一步巩固了沃尔玛的主导地位。
最新研究最直接的启示是，沃尔玛对美国社区而言，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划算。当我就这一研究联系弗曼时，他表示自己不确定该如何看待这些发现，并建议我咨询劳动经济学家。
更广泛来说，这些发现质疑了促使沃尔玛和其他巨头迅速扩张的法律和概念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反垄断监管者和法院采用了所谓的“消费者福利标准”。这一标准认为，判断一家公司是否过于庞大，或者某项并购是否削弱了竞争的适当指标，是看它是否提高了消费者价格或减少了生产者的产出。
换句话说，竞争法的目的被重新定义为“尽可能多的商品、尽可能低的价格”。但正如新的沃尔玛研究所表明的，这一公式并不总能为美国消费者带来最大福利。
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在聚焦反垄断时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最新的执法指南指示政府在评估并购时，考虑对工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消费者的影响。反垄断机构已经在多起诉讼中包含了此类主张。
问题在于，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沿着同样的路径前进。
近来的历史表明，威胁低消费价格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公众对过去几年通胀的反应表明，许多美国人宁愿稍微贫穷一些，但保持价格稳定，也不愿变得富有却面临更多的通胀。
这种态度可能会诱使政策制定者将低价格放在首位，并支持那些提供低价格的公司。
然而，如果沃尔玛的案例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从长期来看，低价格本身也可能带来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