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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文章解释了为何房价可能连续多年上涨。
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房价按实际价值下跌了6%。但没过多久，房价又开始回升，并超过了危机前的峰值。
当新冠疫情爆发时，经济学家们预测房市将崩盘，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市场出现了热潮，戴着口罩的购房者争相购买理想住房。
2021年起，各国央行开始加息以遏制通胀，市场担心房价将大幅下跌，但实际价格仅下降了5.6%，现在又迅速回升。
无论经济环境如何，房价似乎总能持续上涨，未来几年房价可能会更加顽强地“抗拒重力”。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的房价按实际价值计算相对稳定。当时，建筑商在需求旺盛的地方建房，从而防止房价因需求上涨过快。
前英格兰银行经济学家大卫·迈尔斯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詹姆斯·塞夫顿的一篇论文指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展，也有助于抑制房价。更好的交通使人们可以住得更远，增加了经济上有用的土地数量，减少了城市中心对空间的竞争。
二战后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动态，形成了今天的住房超级周期。
政府开始补贴抵押贷款，20至30岁的人口生育率高，住房需求增加。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原本已拥挤地区的住房需求。20世纪下半叶，各种土地使用法规和反发展理念涌现，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加困难，城市的扩展能力受限。
曾以建设能力著称的城市，如伦敦和纽约，逐渐放慢了步伐。发达国家的人口相对于住房建设的比例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稳步下降，至今约为当时的一半。房价也因此开始持续上涨。
过去几年，房市的波动比三年前的乐观预测还要小。
尽管央行提高了利率，许多抵押贷款持有者并未受到影响。许多人在疫情前后选择了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从而避免了利率上升的冲击。在美国，许多人选择固定30年期利率，家庭的抵押贷款利息支付占收入的比例保持稳定。
新购房者面临更高的贷款成本，但工资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影响。G10国家（由十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小组，旨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虽然名字叫“十国集团”，但实际上，G10的成员国已经增加到了十一个）的工资水平，自2019年以来已经上涨了20%。
并非所有地方都毫发无损。
在德国、新西兰和瑞典，自疫情高峰以来，实际房价已经下跌了超过20%。然而，在其他地方，房价仅略微下跌，房市甚至呈现出某种繁荣态势。
美国的房价几乎每月都在创下新高，过去一年按名义价值上涨了5%。葡萄牙的房价也在飞速上涨。那些房市疲软的地方也在逐渐复苏。2011年至2019年间，由于意大利主权债务危机，罗马的房价按名义价值下跌了30%以上。如今，罗马的房价也开始回升。
短期内，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
利率的下降提供了支持。在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已从最近的高峰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在欧洲，由于央行降低了政策利率，许多固定利率贷款的借款人将能够以更低的利率再融资。
但更深层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有三个因素将确保未来几十年住房超级周期的持续。
第一个因素与人口统计学有关。发达国家的外来人口正在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快增速。移民需要居住的地方，研究表明，这通常会推高租金和房价。
巴塞罗那大学的罗莎·桑奇斯-瓜内尔近期的一篇论文指出，移民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平均房价就会上涨3.3%。
面对创纪录的移民涌入，加拿大和德国等国的政客正在加强移民限制。但即使在最严格的政策下，发达国家接受的移民人数仍可能比过去更多。
由于老龄化人口的需求，发达国家可能不得不继续接收更多移民，而非严格收紧边界。高盛估计，如果哈里斯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净移民人数将从2024年超过200万的水平缓慢下降至每年150万。
如果特朗普在分裂的国会环境下获胜，他们预计净移民人数将降至每年125万。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许多人认为城市地区的吸引力将下降。随着远程工作的兴起，人们理论上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并在家工作，从而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宽敞的住房。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人们比过去更多地在家工作，但大城市依然保留了其吸引力。
在美国，37%的企业位于大城市，与2019年持平。发达国家整体就业中发生在首都城市的比例近年来有所增加。在日本、韩国和土耳其，首都地区创造的工作机会比其他地方更多。
这些城市也更具娱乐吸引力：自疫情前以来，英国酒吧和酒馆在伦敦的占比有所上升。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紧凑型城市中心的居住空间竞争，而这些地方的住房供应本就有限。
城市的成功使第三个因素的影响更为复杂：基础设施。在许多城市，通勤变得更加困难，限制了人们可以居住离工作地点多远。在英国，过去十年间平均行程速度下降了5%。
在许多美国城市，交通拥堵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许多政府几乎无法建设新的交通网络来缓解压力。加州的高速铁路，原计划连接洛杉矶和旧金山及其之间的广阔生活空间，可能永远不会建成。
一些经济学家希望“YIMBY”运动（在我家后院建房）的兴起会有所帮助。那些对新住房持欢迎态度的人似乎赢得了辩论，甚至影响了一些政客。
某些地方已经按照YIMBY的方案，通过改变土地使用规则来鼓励建设。2022年初，新西兰的住房建设许可达到了历史新高，帮助压低了房价。
然而，除新西兰外，YIMBY的影响仍然很小。
经济学家克努特·阿雷·阿斯特维特、布鲁诺·阿尔伯克基和安德烈·阿努森的一篇论文发现，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住房“供应弹性”，即住房建设对需求增长的反应下降了，没有发现自疫情以来建筑活动普遍增加的证据。
供应问题在城市最为严重。美国最昂贵的城市圣何塞，去年仅批准了7000套住房的建设，比十年前的建设速度大幅下降。即使在自豪于避免其他大城市错误的休斯顿和迈阿密，建设速度也较为缓慢。
未来几年，住房市场可能会面临各种冲击，从经济增长波动、利率变化到银行业危机。然而，随着人口结构、城市经济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效应相互作用，考虑一下迈尔斯和塞夫顿在2017年提出的预测：“在许多国家，房价持续上涨快于收入增长是可能的。”
全球最大的资产类别很可能会变得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