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警告美国自由派：别指望法院拯救民主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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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又开始爱法院了。

之前，因为最高法院在堕胎权和总统豁免权等问题上做出了恶劣的裁决，他们好多年来都对法院心存疑虑。

现在，他们又认定法院是他们对抗川普政府的最后希望。

但是，认为总统不超越最高法院允许的范围就算是法治得到维护了，认为只有当他超越这一界限时我们才陷入危机，

无论是原则还是实践上，

都是危险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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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

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两个政治分支[注]，而川普总统的许多行为确实无法无天，非常恐怖。

[注]在2024年大选后，民主党失去了行政和立法分支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他们在政府的两个主要决策领域都处于劣势，只能依赖法院来对抗川普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中：行政分支由总统领导，负责执行法律。民主党在大选后失去了对白宫的控制。立法分支由国会组成，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负责制定法律。共和党在大选中赢得了国会多数席位，使民主党失去了对立法机构的控制权。另外，司法分支由最高法院及联邦法院体系组成，负责解释法律。由于川普在任期间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最高法院已被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这进一步削弱了民主党的影响力。

但战略性地利用法院，希望限制川普渎职行为的危害是一回事；

将法院奉为法律本身的最后堡垒和真正精髓，将其理想化，则是另一回事。

真实情况是，赋予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权力，并让它们说了算，是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这也不会让我们走出困境。

法学教授埃尔温·切莫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宪政民主的未来就取决于一个问题：川普及其政府会违抗法院命令吗？”

事实上，这是惊人的夸张[注]，

更不要说这还是个错误的问题。

民主能否一如既往地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家和人民是否对法律的含义和谁受法律制约负起责任来——

包括让总统遵循他们对其施加的限制。

[注]编者认为本文作者似乎误读了埃尔温·切莫林斯基这句话原本的用意。切莫林斯基的原意是将川普及其政府会否违抗法院命令视为美国法治政府最后防线崩溃的一个标识，并非说要寄希望于只靠法院保护民主。他在文章结尾说：“如果川普政府选择违抗法院命令，我们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宪法危机。或许，公众舆论的反对声音会使他让步并服从命令；但或许，我们将看到，具有238年历史的法治政府，从此终结。”他显然把公众的反对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警告之前，切莫林斯基也论述了法院有很大可能会“软弱无力”。

【延伸阅读】

法学泰斗：238年历史美国法治政府，或从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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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法律也是民选官员的职责和义务，但从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的言辞看不到这一点，

她投票确认了“2025计划”的设计师罗素·沃尔特(Russell Vought)担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

并轻率地说，要阻止他，那也是法院的事，而不是她的责任。

在宣布川普权力的局限方面，立法机构比法院拥有更多、更正当的权力。

认为只有法院才能划定民主与独裁之间的界限，等于准许立法者回避这一责任。

任何将法院理想化为必定会拯救我们的自由派，是犯了和柯林斯一样的错误。

如果法院做不到或选择不做这项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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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因为法院难免被动和迟钝。

实际上，无论多么主动、多么迅速，法院制约无法无天的行政部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

例如，总统冻结对外援助严重违反国会的支出权。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同意这一观点，下令恢复援助。

政府故意拖延，不执行命令，引起法官的斥责。

在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后（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判决支持地区法院的意见），法官重申，政府必须履行已经执行的援助工作合同。

但对于未来的工作，法官认为，鉴于总统在决定与哪些公司签订合同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这样的阶段进行干预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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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肯尼亚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药物只能限量配给，刚果营养不良的儿童无法获得食物，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援助。

总之，法院所提供的，虽谈不上是无意义的胜利，但也不是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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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方面的博弈也显示了类似的模式。

川普削减医学研究补助金的决定让学校陷入恐慌。各州提起诉讼，辩称资金受联邦法规保障，地方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判决。

不过，就在这期间，政府停止了与诸多大学未来的合同和拨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被取消了 8 亿美元的拨款。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也因涉嫌未能打击反犹主义而被剥夺了 4 亿美元的联邦基金。

所有这些决定，在性质和程序上都可以进行法律挑战。

然而，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已宣布冻结招聘、裁员并取消研究生招生，而个别研究人员也开始探索国外的选择——

即使诉讼最终胜诉，所有的损失也将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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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院的救济手段有限之外，法院本身也常常“无法无天”。

法官的权力能让他们冒险去制衡总统，但也正是这种权力，让川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行事。

拿政府正在进行的替换或裁撤大量联邦工作人员来说，这往往公然违反联邦法规——

这就是借助最高法院最近的判例，扩大了对政府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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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任伊始，川普就解雇了多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监管不同部门的监察长以及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

根据相关法规，所有这些官员都只能因“渎职”或“玩忽职守”被免职。

然而，川普无视这一限制，还是解雇了他们。

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到农业部再到小企业管理局，政府在裁减数以万计“试用期”工作人员时也无视类似的就业保护措施。

这些裁员行动是川普计划解雇100万或更多联邦工作人员的第一步。

公务员保护制度禁止任意解雇大多数职业政府雇员，本应能阻碍这种对国家能力的破坏。

然而，政府仍在继续裁减联邦雇员，包括最近裁减了约一半的教育部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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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几十起诉讼试图阻止这些大规模裁员。

但法学教授克里斯蒂娜·罗德里格斯(Cristina Rodríguez)在接受《纽约客》记者伊萨克·乔蒂纳(Isaac Chotiner)采访时暗示，

最高法院可能会支持至少部分解雇。

尽管国会的法律保护几乎所有这些工作人员不被总统随意解职，

但首席大法官小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曾在多种情况下宣布此类保护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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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格斯非常合理地预测，“现有先例”尚未表明法院会理所当然地宣布“因故解雇”违宪。

罗德里格斯提到的这些先例都取决于一个早已失去信誉的宪法理论：

“单一行政权”，即总统可以控制行政部门的大部分或所有官员。

这种理论既危险又毫无根据。

因此，如果最高法院支持部分而非全部解职案子，那么就会像罗德里格斯所说的那样于事无补，也不会起到澄清法律的作用。

考虑到大法官们可能不好意思一次性推翻所有针对“因故解雇“的保护措施，自由派在这些案件中寻求司法救济是有战略意义的。

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可以继续坚持认为所有解雇都是违法的，无论罗伯茨或其他大法官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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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川普第二任政府只是在最高法院多年来的方向走得更远。

在其历史上，最高法院共推翻了近 500 项法律，而且最近推翻的频率越来越高。

从竞选资金到投票权，高院还通过重新解释来削弱其他法律[注]。

而国会和民众对司法判例的尊重，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宪法危机。

[注]最高法院近年来做了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裁决，例如在竞选资金方面，2010 年的Citizens United v. FEC案，允许企业和团体在选举中无限制地投入资金，大幅削弱了竞选资金监管。在投票权方面，2013 年的 Shelby County v. Holder 案取消了《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中对某些历史上存在种族歧视的州实施选民法案审查的规定，导致多个州迅速出台新的投票限制措施。

川普的三个任命创造了高院的保守派超级多数，而川普则依靠这些大法官们回避国会正当合法通过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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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法院理想化，将其作为国会法律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既愚蠢又不负责任。

尽管自由派应该尽其所能赢得诉讼，但真正的抵抗必须发生在国会、政府和街头。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