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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报道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亚洲肥胖问题日益严重。饮食的西化与久坐不动的办公室工作模式形成冲突，不仅影响健康，还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
瓦里达·普桑卡认为，自己的体重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原因。
2018年8月，她从泰国大学毕业时体重为107公斤。按照她1.7米的身高，她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一种根据体重和身高计算的标准比例，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肥胖的30这一标准。
“从小我就一直超重，”29岁的瓦里达说，“我尝试过许多减肥方法，主要是通过减少饮食。但只能坚持一段时间，很快又会回到老样子。”
瓦里达并不是少数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截至2022年，15.4%的泰国成年人被认定为肥胖。这一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仅次于马来西亚。
世界肥胖联盟的计算显示，自2000年以来，泰国成年人肥胖率的增长速度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老挝、越南和马尔代夫。
过多的体脂会带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等更高的健康风险。这些疾病正随着亚洲地区财富水平的上升，在中产阶级中蔓延。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办公室的久坐工作模式，让白领人群更倾向于吃方便食品，而较富裕的亚洲人则利用经济能力购买更健康的食物并支付健身活动费用。
在泰国这样的国家，肥胖带来的健康成本尤为显著。泰国已经实施全民医保政策20年，每年公共预算的17%都用于医疗支出。
泰国政府健康干预和技术评估项目（HITAP）的经济学家在2014年计算出，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每年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当于121.4亿泰铢（约合3.495亿美元）。
HITAP创始人兼秘书长约特·提拉瓦塔纳农表示：“我们注意到肥胖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中产阶级迅速扩张时开始激增。”
在泰国，不良饮食习惯并不仅限于中产阶级。
位于曼谷郊外的玛希敦大学人口与社会研究所去年发现，最富裕的20%泰国成年人，比最贫困的20%更有可能消费像美禄这样的粉状饮料，而最贫困的20%则更倾向于食用加工肉类食品。
确实，泰国城市化的首都曼谷的居民，一直是全国13个健康区域中肥胖比例最高的群体。曼谷的儿童也最不可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天摄入400克水果和蔬菜的标准。
HITAP的研究人员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城市人口往往消费能量密集但营养价值低的食物。”
由于便利店和食品配送服务的普及，亚洲城市居民经常依赖外卖或预制食品，而不是家庭烹饪。
他们的身体活动量也通常较少。HITAP研究人员指出，专业人士“由于经济上的压力，在职业高峰期往往无暇关注饮食和健康”。
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记者伊斯瓦丽·帕兰萨米表示，她在2023年初接手一份繁重的新工作后，锻炼习惯被打破，体重超标。
“三年前我还很健康，但由于忙碌的生活方式和加重的工作压力，尤其是经常需要加班，我的状态有所下滑，”她说。“现在我正在努力恢复以前的锻炼习惯。时间和意志力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中国，肥胖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4%增加到2022年的8.3%，增长了两倍多。
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较高的收入推动了肉类和含糖食品消费的增加。
在中国西部城市兰州经营五金店的彭晓强表示，他的体重在2020年从70公斤激增到81公斤。
“在中国，小企业主晚上招待客户时吃零食和喝大量酒是很常见的，”38岁的彭晓强说，他突然发现自己许多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认为突然的体重增长也与我这个年龄段的新陈代谢减慢有关，”彭晓强说。“小时候我没有多少机会吃肉，尤其是牛肉，但现在我们的选择多了很多。”
根据官方数据，在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男性的肥胖倾向显著高于女性。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这些国家对女性的社会期待有关。相比之下，在印度，肥胖主要集中在女性群体中，这些女性往往不像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从事外出工作。
在孟买的Fortis Hiranandani医院从事治疗肥胖的减重手术的沙拉德·夏尔马表示：“印度女性通常在家中的角色，会坐得更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研究，尽管11到17岁的印度男孩和女孩的常规体育活动水平相似，但成年人的性别差异却很明显：44%的印度女性未达到世卫组织的身体活动标准，而男性这一比例仅为25%。
总部位于曼谷、专注于减少东南亚和中国健康差异的The Equity Initiative项目成员王素恩（音）说：“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从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出发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女性面临的独特肥胖相关挑战。”
研究还发现，肥胖问题在不同种族间存在差异。例如，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倾向于在腹部器官周围堆积脂肪，这被称为内脏脂肪，而白人更容易在皮肤下堆积脂肪。
“在相同的BMI水平下，内脏脂肪较高的人更容易出现血糖升高和血压升高的问题，”日本埼玉县香川营养大学特聘教授、肥胖研究学会理事筒井和代说。她指出，由于这一差异，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采用的BMI肥胖标准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种生理差异使得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饮食的西化问题更加严重。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自1965年以来，日本人均大米年消费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而食用油和脂肪的摄入量翻了一倍。肉类消费量增长了三倍，超过了水果，而乳制品的消费量也翻了一倍多，超过了蔬菜。
在种族多样化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度裔群体的肥胖率通常高于其他族群，而华裔群体的肥胖率最低。
“相比于中式菜肴，传统的马来和印度菜肴通常包含热量较高的食物，”The Equity Initiative的王素恩说。像椰浆饭、印度煎饼和咖喱等菜肴中，经常使用高热量成分，如椰奶、炼乳和食用油。
这种饮食可能对体力劳动者提供能量有用，但对办公室职员却会造成问题。马来西亚行政首都所在地布城，其肥胖率是全国第二高的。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健康老龄化与健康中心教授拉齐夫·沙里尔说：“布城的许多居民是久坐的办公室职员，他们可以轻松接触到各种餐饮场所，也更容易因压力而暴饮暴食。”
并非所有人都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亚洲中产阶级正在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用于健身和锻炼。
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的身体活动经济在2018年的价值为2404亿美元，随着疫情期间健康和健身兴趣的激增，这一数字可能已经增长。
“疫情之后，注册健身房和私人训练的人数增加了，因为大家对健康更加关注，也有更多了解，”吉隆坡SFL健身中心创始人张耀健说。
泰国健身网红杰西卡·库尼在Instagram上拥有50万粉丝，她的个性化月度健身和营养计划需求激增。
“现在人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愿意为此花钱，”十年前开始经营这项业务的库尼说。“80%的人希望看起来更好并减脂，20%则出于健康的考量。”
对于曼谷居民瓦里达·普桑卡来说，锻炼在她的减重旅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她不仅调整饮食，减少了甜食、油炸和咸味食品以及含糖饮料——这些在泰国非常流行的食品——的摄入。
“我调整为均衡饮食，专注于规律进餐时间，多喝水，”她说，同时每天进行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高强度间歇训练。减重30公斤后，她在2019年被曼谷的一家政府机构录用，并且之后又减重了17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