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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妮·森德是Apsara Advisory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为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公司，曾担任投资公司BlackRock的董事总经理。她在日经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关税让美国公司的行为，看起来就像中国缺少创新的国有企业一样。加美财经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定其中事实。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深势科技的惊艳亮相，再次提醒全球投资者，中国企业家依然能够挑战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同时也能显著提振中国股市。
自1月触底以来，MSCI中国指数已上涨20%，而大多数美国股指却处于负值区间。所谓的“美国例外论”也就不攻自破。
在3月初全国人大会议之后，此前屡次如“狼来了”的分析人士如今更加有信心。他们认为，习近平已经（终于）意识到，必须恢复家庭对未来的信心，同时推动消费，以及拥抱在创造就业和收入方面效率更高的私营部门，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新经济公司——从生物科技、电动车企业到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公司——仍在不断开发真正的技术。而银行、电信等国有企业则为投资者提供可观的分红。
根据不同情况，如今投资者投资中国主要有两种最优方式。第一种是跟随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布局。第二种适用于那些不受华盛顿对越来越多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约束的投资者。
第一类投资者包括红杉资本的沈南鹏，以及坐在纽约的捐赠基金和家族办公室投资者。他们表示，自己正在跟随越来越多走出国门、寻求更快增长且竞争压力较小市场机会的中国企业家，尤其是在亚洲其他国家和拉丁美洲。
考虑到中国企业家已经开发出更适用于新兴市场的商业模式，这也不令人意外。例如，总部位于北京的Bai资本创始人、蔚来董事会成员龙宇表示，中国的滴滴司机比美国的Uber司机更需要日常运营资金（比如租车、油费和停车费用）。
在孟加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创业公司之一是bKash，一家数字支付和借贷公司，得到了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和软银的支持。
这些投资者与他们在国内一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并肩前行，同时也在欧洲发达市场寻找机会，优先考虑那些没有本地人推动保护主义措施的地方。例如，富裕的挪威并没有本土汽车产业需要保护，而法国和德国则有。因此，如今比亚迪的汽车已经出现在曾经被宝马主导的道路上。与此同时，外卖巨头美团正在大力进入海湾国家市场。
第二种投资模式——投资那些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制裁的公司——则更加反直觉。这些坐在新加坡或中东的投资者，基本上是把尽职调查外包给了美国政府机构。
因为，如果这些技术根本无效，或者对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垄断不构成威胁，美国政府根本不会出手制裁。
遭受压力的并不只是华为等知名公司。本土的人工智能公司第四范式也成为目标之一，沈南鹏一直是该公司的长期投资者。
生物科技领域，则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制裁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技术进步的“认可”。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生物科技突破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比如在利用最新的mRNA技术开发疫苗方面。尽管中国有很多理论上的优势，比如拥有14亿人的数据库和更少限制的临床试验制度，但仍然处于落后地位。
此外，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研究机构的经费被削减，许多原本在美国学习并已延续几代的中国分子生物学家选择回国发展，而北京则通过大幅增加科研预算来吸引他们归国。
如今，像药明康德这样的生物科技公司所生产的药物，价格仅为美国药品的十分之一，且通常效果更好。曾在启明创投从事该领域投资的梁颖宇表示，这并不令人惊讶。因此，美国在去年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因为这些中国公司对美国制药行业构成了竞争威胁。
投资者要求香港注册的基金，不要遵循美国强加的制裁，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这些措施很可能适得其反。首先，这迫使中国更加坚定地依靠自身。
但在拜登为美国公司提供补贴、以及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制裁也意味着，美国公司创新的动力正在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