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站
收藏
举报
霍华德·W·弗伦奇是《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也是资深的国际记者。他在文章中指出，尽管对中国征收了高额关税，但是特朗普的经济过山车最终可能对中共有利。
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上台不久，观察者就感到困惑：他为何如此轻易挥霍中国几十年来通过低摩擦外交和强劲经济增长所积累的众多优势。
在他执政初期，习近平就加紧了在几乎整个南海主张领土权的强势举动。中国也开始加速武装力量现代化，推出新型航空母舰和其他军事技术。习近平还鼓动军队不仅要“准备作战”，更要“打赢战争”，令周边国家警惕不安。
在国内，习近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很快就演变成了打压批评者和潜在对手的运动。接着，政权进一步推进这一政治攻势，收紧言论空间，还打压并羞辱中国一些最成功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阿里巴巴。这些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创新曾推动中国的崛起。
许多中国人通过一个熟悉的说法为集权统治辩护：权力集中在一个有纪律的行政机构手中，可以实现民主混乱状态下难以完成的目标。
多年来，我的研究生课程里的中国学生还常常夸耀这种体制优势。但这种声音在习近平严厉打压带来的压抑气氛，以及随之而来的令人忧虑的经济放缓中戛然而止。
人们突然开始讨论政治理论中的“昏君”问题。新一代年轻人哀叹那个几乎有把握获得机会的时代已经逝去，他们开始把在威权统治下的生活看作纯靠运气。
他们一瞬间就意识到，一个看似开明的独裁者可能转瞬就被一个鲁莽且愚昧的暴君取代。对经历过这种剧烈摆动的人来说，威权主义的一个关键劣势是：不同于民主制度可以通过选票更换政府，人民除了忍受坏运气、寄望于下一位接班人之外，别无选择。
但这并不仅仅是威权主义特有的问题。近来越来越明显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权力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如今也面临“昏君”困境。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引以为傲的权力制衡体系，在限制特朗普权力方面显得越来越无力。正如《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所说，他的政府正在“全面攻击美国共和制度及其所创建的全球秩序。在国内，政府、法治、立法机构和法院的角色、对科学的尊重以及大学的独立性，统统受到攻击……如今，他正在摧毁自由国际秩序。”
而大多数连任的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受到任期限制的制约，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却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屡次提出延长权力、超越八年宪法限制的想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为鲁莽的一些行为，恰恰集中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本周三，他暂停了对几乎所有国家加征高额关税的行动——唯独中国除外。
虽然他可能并未意识到，但他将对中国的关税提升至145%的这场戏剧性升级，很可能最终成为对习近平的一份“礼物”。
没错，北京短期内、甚至长期都会面临困难，但特朗普的行为分散了中国人对习近平本人的失望，并强化了北京长期以来宣扬的政治体制优越性，以及“华盛顿试图压制中国”的宣传口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如今反倒更像是一个追求稳定与现状的温和国际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必须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选边站队，中国或许看起来更像是那个更合适的选项。
特朗普对北京采取的极端措施，为中国与那些一向对其持怀疑态度的邻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与欧洲之间的和解打开了通道。随着股市和债市下跌，特朗普急于兑现他“擅长谈判”的说法，这也可能增强了东京和首尔在与他政府谈判中的筹码。
这就是华盛顿为发动一场鲁莽的经济战争、又未能约束一个愚蠢且沉醉于权力的总统而付出的战术代价——一个自夸其他领导人“都抢着亲他屁股”的总统。
特朗普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值得的？
正如评论人士常说的，特朗普的世界观大多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是美国工业霸主地位逐渐式微的时期。那时，特朗普首先将矛头指向日本，之后又转向中国，指责这些国家“窃取”了美国的就业、产能和技术。
对特朗普来说，华盛顿在国家体系中位居顶端，不仅是出于怀旧情绪，更是出于一种“天赋权利”的观念。他似乎相信，通过惩罚他国、加征关税，就可以恢复所谓被夺走的美国优势。
这种思维不仅严重误解了基本经济学，也忽视了世界历史的规律。确实，中国很可能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中，从国外窃取过知识产权——从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铁路技术到战斗机设计，并采取措施保护其经济免受竞争。
但特朗普似乎并不知道，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崛起中的强国都曾这样做，包括19世纪的美国。
中国在汽车、交通运输、可再生能源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及与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中的日益接近的竞争，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盗窃”。特朗普未曾意识到的是，中国的大多数成就，来自人民的勤奋和牺牲精神，以及持续且有目的的国家自我革新。
在产业发展上，这意味着识别出前沿领域，比如生物医学和机器人技术，并在这些领域大量投入。与此同时，中国也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昏君不仅自以为是、鲁莽冲动，他们通常还严重信息不对称。这是因为，当他们完全控制政党，并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包围时，几乎不再接触能挑战其观点的信息。
特朗普将自己“战无不胜”的幻觉与美国的国家地位混为一谈。因为国内无人能有效制衡他，他如今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也没人能对他说不——即使他政府成员对中国发表近乎种族歧视的言论。副总统万斯上周表示，美国人不应“向中国乡巴佬借钱”。周日，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贬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业，说那些工厂只是“一群工人把小螺丝钉拧进去”。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宣称，中国的商业模式已经崩溃，“没有美国市场就活不下去”。但他却不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对美出口在其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已从1990年代末的42%高点下降至如今约13%。
贝森特设想的世界是这样的：北京愿意听从华盛顿的命令：“你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多消费、少制造。我们要少消费、多制造……我们要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公平竞争环境。”
这种傲慢的说法，出自被外界视为特朗普团队中最理性的一位顾问，令人震惊，幼稚得难以置信，反映出特朗普对一个“全能美国”的怀旧幻想——一个能通过签署1985年《广场协议》那样的交易，轻松重塑全球主要货币体系，以缩减美国对西德和当时极具竞争力的日本的贸易逆差。
但即便是在经济放缓、人口萎缩的今天，中国也与1980年代的日本截然不同。那个时期的日本国家规模远小得多，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和安全保障。而中国如今人口大约是日本的11倍，仅仅一代时间，就已成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比世界银行更重要的资金来源国，也是第一梯队的军事强国。
“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外交部最近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施压和威胁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撇开措辞不谈，北京这一冷静表态基本是对的。美国既无法靠关税恐吓中国，也无法凭借一个自我膨胀的昏君和他对国家能力的过度估计来压制中国。
美国必须正视自身的弱点，不是沉湎于回不去的过去，而是制定积极而务实的未来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