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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作者罗宾·哈丁在专栏中写道，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债务落差，正在伤害经济，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挑战。
1975年，在漫长而动荡的职业生涯中所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自豪地宣称，他的政府没有任何债务。
“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荡和通货膨胀相比，”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我们保持了国家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没有对外或对内债务。”
将近半个世纪后，这种态度仍然深深植根于北京财政部官员的心中。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已逐渐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4%，按照全球标准来看，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并且领导者极不愿进一步上升。
然而，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却十分庞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而这一数据可能还被低估了。
此外，这一债务水平仍在不断上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不同，以及中央对地方施加控制但不承担责任的愿望，是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基本挑战之一。
中国财政体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地方政府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支出，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央政府提供收入，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
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的责任，此外还包括显而易见的地方职责，如道路、公共公园和垃圾清理，占政府总支出的约85%。
然而，他们直接征收的政府收入仅约占55%。该体系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平衡。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将决策下放，更接近人民，肯定是有好处的，而收入和支出之间的错配已经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治理结构越往下，资源就越匮乏，因为每一层级——省、市、县，往往在将资金下拨给下一级之前，先扣留自己所需的部分。
中央政府支出计划的实施过程因此变得随意而混乱。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官僚体系中晋升，往往不遗余力地寻找资金。
中国的房地产繁荣，部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账外借款，是绕过收入限制、为基础设施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放缓导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中央政府对地方借款的打压，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通过罚款和追溯税务调查等手段，甚至拖欠员工工资，以努力平衡预算。
这一切对正在挣扎中的私营部门而言无疑是个坏消息。
北京充分了解这些结构性问题，并长期以来一直渴望解决。事实上，习近平在2012年首次上台时，财政改革是他国内政策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政策得到了实施。例如，地方政府如今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改革成功的结果，这些改革使得通过将问题移出账面来掩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在典型的习近平风格中，中央政府更不愿放弃控制权，经常指定地方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却不愿移交为这些服务提供资金的收入来源。中央政府不愿将新的重大支出责任纳入自己的账目，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严厉打压，但正如周恩来的偏好一样，也不愿让中央政府债务上升。
结果是，尽管经济在疫情后艰难复苏，过去几年却出现了事实上的财政紧缩。
在最近的三中全会上——这是一次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重要经济政策会议，北京承诺将改变这种状况，表示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控制权，并增加来自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
习近平的政府将考虑将各种地方附加税整合为一种地方税，将把消费税的负担从制造商转移到零售商，并允许地方政府征收，这将是一次重要的改革。中央政府在财政上获得更多权力的同时，也将“相应提高中央政府支出的比例”。
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然而，中国在过去曾设定过类似的改革方向，尤其是在关于是否引入房地产税的漫长辩论中，这本是地方政府资助地方支出的自然途径。如果北京真的打算实施这些计划，将不得不放弃一些控制权，而如果要在振兴停滞不前的经济的同时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
在1975年演讲的结尾，周恩来还发表了几项其他宣言。
“我们必须坚决支持党的集中领导，”他说。“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建设国家，以勤俭节约的精神经营一切事业。”
集权和节俭，这两者都不是容易放弃的习惯，这正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