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床铺，不丢人lg...

过去的很多年里，有个很受关注的名词叫“群租房”。

意思就是把一间原本就不大的房间，再隔成很多间小套房，里面基本只有一张床，甚至还是上下铺，洗手间等等都共用。

群租房为什么总受到人们关注？除了群租房总是发生安全事故和有各种安全隐患之外，还有就是群租房里的人群都比较特殊。

群租房的房价很便宜，基本只要几十甚至十几一晚上，但是生存环境也很恶劣，基本没有个人空间，每天晚上都得承受其他租客的各种声音。

能够忍受这样的条件在群租房长租的，基本都是社会底层辛苦奔波的普通人。

前段时间，有间整个房间只剩一个马桶的房子火了。

这套房间由楼梯下的空间改造而成，整个房子只能站得下一个人，进门就是洗手池厕所和淋浴区，跨过马桶后面的台阶，就是卧室。

说是卧室，其实也就一张宽不过1米的席子而已。

这样的生存条件，属于是连上吊的地方都没有。

讽刺的是，这套房子在发布的当天就被一个滴滴司机租出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房月租只要300块。

有人说，与其住这种房，甚至还不如住桥洞，起码更宽敞。为了省点房租，如此委屈自己大可不必，也丢不起这个人，开得起滴滴的，收入起码比流水线工人好，不止于此。

确实，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算不了什么。但有时候，这些极端得让人感到荒诞的事，才最让人看到一些现实的无奈。

01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还刷到了不少“共享床铺”的帖子。

这里并不是几年一度流行的类似太空舱那样的“共享床铺”，而是真的只跟别人共享一个床铺。

为什么呢？租金贵，房间小，都轮不上合租，只能共享。

一个14平的单间，能够共享的，只剩一个床铺了。

巧的是，这些共享床铺的帖子，大多数都是在上海，奇葩的马桶房，也出现在上海。

最早发布马桶房视频的是一个中介，他手头上还有很多这种奇葩房间，大的三四十平，每月租金三四千，小的只有三五平，但是租金也有300-700左右。

这些房间要么过道只有一米，要么在楼梯下面或者拐角，甚至还有在院子里搭的铁皮房。

看的时候不得不感慨房东的想象力，以及这样的房子都有人住。

但你还别说，真的有。

这些奇葩的房子只要月租在1000以下，都能很快租出去，一般都租给了外卖小哥或者滴滴司机。

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好了。

这么奇葩的房子都能租出快一千，那上海正常的房租到底有多贵？

在上海，青浦闵行这种外环郊区的一室户，也就是大单间都要3000以上，整租的老破小要5000以上。而且2024年开年以来，外环租金甚至还经历了一波上涨。

当然了，和这种短暂上涨相对的是，上海的房租整体来看还是跌惨的。

在上海的16个区中，只有3个区的租金在上涨，其中徐汇普陀的轻微上涨还是因为上个月环比大幅下跌。

房租下跌和共享床铺现象的出现，来源于同一个原因——大家手里没钱了。

近几年来，上海常住人口逐年减少，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数据下降得更快，而这一批人恰好就是上海租房市场的主力军。

租房的人少了，租房房源却多了。

卖不出去房的中产选择把房先出租，上海的集中式公寓也开始降价，越来越多租房的房源涌入市场，但是越来越多人不买账了，或者说，没办法买账了。

但即使正常的房子在降租，依然有不少打工人选择去租上面那种比牢房还逼仄无比的“房子”。

为的，是为了尽量省下多一点钱。

“共享床铺”听起来不太体面，但是上海内环的房租基本都在5000往上，共享一个床铺，就能省下两三千。

对于那些原本收入不高的外来打工者来说，足够可以了。

毕竟现在很多东西都在默默涨价，对应的就是生活成本的提升，自己能省一块钱，家里的生活开支压力就少一点。

开源节流的道理谁都懂，但对打工人来说实际哪有什么开源途径？他们唯一能做的，其实从头到尾就只有对自己更加抠门的节流。

马桶房、共享床铺，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已。

02

最近几年，大家都喊着降本增效、开源节流，很显然，降本和节流，比增效和开源要简单得多。

而一个公司最为庞大的成本，就是房租和人力。

就像共享店铺从充分利用时间的上上策，变成了节省成本不得不选的下下策一样，企业能够被共享的除了店面，还有员工。

最开始，共享员工也是个好词。

2020年，因为疫情，很多餐饮店的员工没活干，而盒马的配送员太少，最后达成临时共享，这些店员临时被“共享”给盒马当配送员。

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更早之前，2008年金融危机，很多国企为了省钱，也提倡员工之间相互帮助，最后搞起来一个东西叫“工作机会共享”，和现在的“共享员工”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段时间，央视盛赞“共享员工”模式——很多企业和别的公司“共享”程序员或者工程师，只接项目，不和公司签合同。

报道里说，对于企业而言，人力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

被共享的员工也很高兴，说现在同时在做的项目量有六个至八个，整体收入比之前提高了约40%至50%。

说白了，这种方式，差不多就是传说中的外包。

但它确实是一场三赢。

共享员工的公司可能没那么多活，开不了太多钱，就允许员工“接私活”，这样可以留住员工，保证自身业务稳定进行；寻求共享员工的公司，不需要交社保也不需要缴纳保险，还能找到稳定的廉价外包；而共享员工本身，多做的项目，就可以凭本事多赚到钱，大大提高了自身能力的价值变现。

而这也无形中解决了业界著名的“摸鱼-反摸鱼”难题。

之前上班是给老板打工，摸鱼是王道。

现在接私活做外包，是给自己打工，抓紧时间捞钱才是对自己青春的负责。

但能做到这种方式的，大概也只有这种高脑力职业，在整个职场群体里面还是太过于凤毛麟角，算是最幸运的一批。

更多的企业和员工，只有更加无奈的“优化”。

前有腾讯员工跑滴滴，后有清华毕业生卖猪肉。

总有人在是否脱下长衫之中两难，但要我看，孔乙己好歹还能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大多数人的长衫，脱了也罢。

谁说大厂员工一定比滴滴司机高尚？

能凭本事赚到钱，怎么都不磕碜。

03

还有一个段子，讲的是从办公室来看，一家互联网公司兴起到倒闭的历程。

最辉煌的时候，能在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上整整一层甚至几层，要装修，要吧台，要自动售货机。

后来绩效不行了，只能从市中心搬到三环外，但还是得租上一整层撑撑场面。

接着，一整层其实也租不起了，但是有缓兵之计。大量裁员之后，把空出来部分再租给其他公司，美其名曰利用多余空间。

再然后，连一整层也租不起了，不得不蜗居在小小的一个角落，和别家公司一起wework。

最后倒闭。

现在，段子好像照进现实了——一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越来越高，“共享店铺”却在变得越来越多。

看看北京、上海、深圳的数据，2023年，这三个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创下10多年的新高，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甚至超过了26%。

目测，实际的空置率可能更高。

曾经写字楼里大多数都是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金融公司。但是现在写字楼里越来越多健身机构、舞蹈机构甚至早教机构。

空置率高不是因为租金高租不起，相反，写字楼的租金也创下了近十年的新低。

深圳写字楼租金价格相比前几年的最高点下跌了近3成，回到了11年前的水平。而北京2023年写字楼租金平均也下降接近一成。

如果看实际成交价格，租金下跌可能更多，北京某些地段的写字楼实际成交金额已经几乎腰斩。

写字楼市场的热度，甚至比住宅市场降温降得更快。

难道大家越来越不需要写字楼了吗？

当然不是。对于企业来说，办公楼其实就是一张名片。

前几年，大家都讲排场，要最豪华地段、最豪华的写字楼，但是现在，剩下的只有“共享店铺”。

最开始，共享店铺其实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智慧。

很早之前就有分时共享的餐饮店，早上是包子铺，中午是快餐店，晚上是烧烤摊。

包子铺主打早餐生意，快餐店主打正餐生意，烧烤摊则正好主打晚餐和夜宵，原本三家店需要各自交三份房租，现在只需要一起交一份就好。

前段时间在上海，出现了Manner咖啡和链家中介合作开店，共享门店。

图源：上海链家

一边谈房子一边喝咖啡，看起来是很惬意，但仔细想想，其实本质是因为房子不好卖，只能靠让渡给咖啡店的空间，来省一点成本。

这种“共享”，相比充分利用空间，更多的是出于无奈——没钱了。

前几年，大家都讲排场，要最豪华地段、最豪华的写字楼，但是现在，通过“共享店铺”苟下来，也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了。

在生存面前，面子什么的，根本不值几个钱。

这跟上面滴滴司机租马桶房，大学生脱下长衫去送外卖，其实没什么两样。

04尾声

余华在书里说：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这几年的宏观经济大环境如何，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但这只是经济周期波动中谁都无法避免的逆风期。

现在谁都在为活着而拼命，谁都不容易。共享床铺又如何？共享员工又如何？只要能靠本事活着，就是胜利，就有希望。

致敬那些在逼仄困顿的环境中依然努力拼搏、积攒希望的所有奋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