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出生率下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lg...

关于人口情况的讨论可能不是某一天的热点，而是未来中长期的一个热点话题。当然，无论是身边还是网络上，总有一种声音在质疑着目前的人口问题：“国家不是至今为止也没有明确意义上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么？”“都说人口少了，那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失业率还处于上升状态呢？”

不过从数据上看，各省的人口出生率都出来了，也引起了网络上的各种热议，任泽平、李迅雷、梁建章等一众经济学者都对人口再三预警，最初可能是因为人口问题对于未来房地产的预期会有重大影响，现在看来不对了，不仅仅是房地产，人，是人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最重要的因子，最最不可忽略的。人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本身的。这看上去似乎是一句废话，但有时候废话不废，在实践当中忘记初心，偏离常识乃是常态。

对比于一般分析师们喜欢的“价值回归”，我更喜欢用“常识回归”一词。

一、目前关于人口出生率降低的几种讨论

从统计数据上看了，最晚今年，最早可能从去年开始，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可能已经让给印度了。不过目前中国人口基数仍然很大，所以如果单纯从感官上说，一般人可能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在资本市场大家“感觉”到的往往更早，资本市场反应的是预期。至于一些下沉城市和农村的幼儿园可能是感觉最为明显的，大量的幼儿园都逐渐消失了，因为新生儿少了；很多农村地区也日益萧条，因为年轻人往往去了大城市或者发达地区居住生活，未来的新生儿也大概率留在那里，真正回流的孩子们是少数，这种趋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幸存者偏差被一部分忽略掉了而已。

关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目前普遍有以下几种说法：

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必然现象。

在江苏和安徽的官方公众号上曾经看到过这种说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女性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后，独立意识增强，生育意愿降低。

2、当代青年男女婚恋观的改变。

对于传统社会结婚生子是一种刚需，就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大都市中生活的青年男女往往更加自我，更向往着没有家庭羁绊的单身生活。

3、现代婚姻的不稳定性。

这种观点、有点幽怨的意思，很多女性会抱怨当代婚姻的不稳定性，抱怨男性都太没有责任感，婚后出轨的频率大大提升；在育儿方面，男性也是不上心，女性一边需要照顾家庭，一边也需要继续作为打工人奋斗，婚姻生活对于女性来说毫无利益可言。尤其是一些女性在婚后生活与婚前的幸福生活成为鲜明的对比，更是警醒了一批曾经还对婚姻抱有幻想的姐妹们，加之一些网红大V对此的推波助澜，更进一步加剧了诸多女性朋友们的恐婚恐育心理。

4、高房价论。

部分男性抱怨现在的女性太过于现实，以买房为结婚前提，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不仅仅买了房就OK的，还要求没有贷款，还会要求写上对方的名字，还会要求房子的质量，地点甚至学区等因素，一套房子动辄会掏空六个钱包，如果在小城市还好，在大城市实在是不堪重负。

二、低人口生育率之谜

先说答案：人口的自我调节，由个体组成的集体行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晚婚（甚至不婚）晚育（甚至不育）成为了社会的一种默契的共识。

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养育成本太高了，生娃并不难，难在养育，各种成本支出都是刚性的，而个体的收入却始终没有跟上。在日本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也进入一种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状态，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目前的人口生育率仅为1.15左右（2021年），而日本的人口生育率为1.34左右（2020年），中国居然比日本都低。同样是人口生育率的降低，中国比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下降得更加迅速：以人口大省安徽为例，安徽人口出生数量四年下降了46%，而日本完成这一幅度是从1980年到2020年花了40年才完成的，有人可能要说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大量年轻人去了周边的江浙沪生活，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一样在下滑。单纯说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在逐年上涨这不假，但其实在发达国家乃至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国在人口生育的下降方面无论是和印度-阿拉伯世界相比，还是和美欧日相比，都显得过于剧烈了。而且在今年，中国极有可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非战争非饥荒而人口减少的情况；这一点也许不再是“养育成本太高”这一句话可以简单概括的了。

改革开放的历史几乎与计划生育的实施时间一样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伴随着对人口的控制展开了。纵观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天灾和战争，和平建设与发展的年代，人口总是可以快速增长，而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尤其是后来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则第一次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将大量的农村人口引入城市，让农民变成市民，这一过程给城市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繁荣，也为未来中国经济最大发展引擎：房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房地产要发展，城市必须有大量人口。当然，在计划分房的年代里，城市住房供给不畅，居民的住房问题也一直是个难题，这时候不要说大量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就连城市自身人口有住房的刚需（这个时候的刚需才是真正的刚需！），也需要看单位领导眼色。

紧接着，2001年中国顺利加入WTO，中国人口红利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优势，造成了天量的贸易顺差，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2001年~2007年是中国经济最为黄金的时代，尤以2007年为甚，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高达11.4%！这个数据在2022年的今天看来显得那么的不真实，同时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2.2%（扣除价格因素后）。

没想到吧，当年我们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是高于GDP增速的...

也就是在当年，上证指数创出了前无古人的高度：6124点。谁说A股和经济发展无关的呢？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但是当时面对危机，我们是胸有成竹的，就算是当时最看空中国的声音也不至于说中国自此会坠入谷底，至少相对于美国而言，彼时的中国经济整体还是非常健康的，我们没有什么“次级贷款”。但也就在那时候，我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四万亿刺激计划。

在短期看来，四万亿给了我们提振的信心与机遇，投资拉动从此成为了助力经济的最好发动机，时值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为黯淡的时候——美国虽然从危机中逐步走出，但前景仍不明朗，欧洲很快又陷入了债务危机的阴霾之中，日本则在2010年将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拱手让给中国。在美欧日几大发达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不景气当中的时候，中国风景一枝独秀，国内的“自信氛围”就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中逐步形成的——2008年的四万亿只是个开端，总量超越日本随后甩欧洲好几条大街同时迅速缩小与美国差距才是自信心建立的根本。

由此，我们患上了一种“病”，一旦觉得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官员、学者、金融从业人员、股民，乃至路边摊的大爷都在念叨着两个字：“刺激”。嗯，刺激就对了，不管你是用财政的方式，还是货币的方式，只要刺激就是对的。不断加强调控措施，不断加强国家对整体宏观经济的掌控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到最极致，就成为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共识。殊不知，“集中力量办大事”并非是没有成本的，而且是很大，并最终是需要由千千万万的民众去承担的：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政府的作用在于将民间力量集中、集中再集中（再分配与再协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如果价值没有被创造出来，那分配和协调从何谈起呢？），于是我们看到各种“国进民退”的声音和现象，看到了各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景象。

如果你要行走万水千山，阻碍你的不是遥远的路途，而是你鞋里的砂子。中国高铁的老师是日本和德国，而且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高铁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中国高铁现在的时速远远超过德国，学生把老师远远抛在了身后。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德国高铁速度慢，但是德国高铁既可以运送人员，也可以运输物资；而中国高铁因为时速设计，只能运人不能拉货，这就是导致虽然中国高铁四通八达，但是我们的物流成本却没有随高铁建设的日趋完善而下降；而且高铁真正能赚钱的线路也只有京沪线等少数线路，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亏钱的，铁总公司不断负债的同时又要不断增加负债——这就是鞋子里面的砂子，最终将会不断增加鞋子本身的重量而拖累我们的万里行军。因为无论是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还是铁总不断增加负债以填补缺口，最终买单的还是全体国民，各种税费不断增长，在一点一滴中腐蚀着我们的购买力，在不知不觉中增加着我们的生活成本，导致群体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高铁这个案例只是千千万万的鞋中砂砾中的一个而已。

都说中国是“基建狂魔”，而我们自己似乎也沉醉于这一称呼当中，尤其是当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去往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候。当我们嘲笑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多年都修不了一条高铁，伦敦纽约地铁脏乱不堪的时候，我们在想什么？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小县城都有着耀眼的经济开发区，我们的城市之间有着数不清的高速公路、省道，在很多高山大川中，无数公路、桥梁、铁路穿梭其间，这一切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啊！

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本身，即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甚至上帝） 都不能把他只是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这就让我们对于目的和手段必须要有一个再思考：基建究竟是目的呢？还是手段呢？很显然，基建只是手段，是使经济更加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而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会越来越迷信所谓“中国模式”，越来越偏离常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混淆了这里的目的和手段——基建永远只能是经济刺激的手段，当“有形的手”不断自我强化，将手段与目的颠倒后，也必将造成结果的异化。我们势必会通过不断压缩民间的力量，挤占民营经济空间的方式去加强调控的力量，最终，反应在微观层面就是虽然全球养育成本都在升高，但我们的养育成本的提升速度却居于世界之冠，养育成本、生活成本不断提升，而收入水平，即劳动力（这里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价格长期低迷的状态如何破解？只能通过减少供应，即生育率的降低来实现了。

难道劳动力不也是一种大宗商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