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美联储“反对票”：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lg...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上，票委们投出的反对票一直在稳步下降，在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近六年时间里，反对票只占总票数的2.6%，这至少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沃尔克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鲍威尔领导下美联储内部的反对意见更加罕见，反对票仅占总票数的1.4%。

在此期间，FOMC一直在应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崩溃以及通胀的飙升，同时管理着因疫情期间大幅购买资产而“肿胀”的资产负债表。

FOMC计划在2024年召开八次会议，负责设定短期利率，并决定美联储应该如何处理其资产负债表。达特茅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前美联储官员Andrew Levin表示：“你看到的是一种异见消失的情况，美联储FOMC看起来更像一个公司董事会，而非一个公共机构。”

圣路易斯联储前主席布拉德是在担任FOMC票委期间多次投出反对票的官员之一。他表示，群体思维可能是个问题。

他还指出，没有持正式反对意见的FOMC成员其实也可以在演讲或采访中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布拉德曾在2013年6月、2019年9月和6月以及2022年3月投出反对票。

现任普渡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布拉德说：“官员们应该更自由地表达出不同的意见，不过，鲍威尔性格随和，他的工作就是建立人际关系，这可能是美联储内部异议率较低的一个因素。”

由于疫情的冲击，FOMC成员可能也不愿提出异议。他们还可能担心，在党派林立的华盛顿，人们会如何看待一个内部不和谐的美联储。

“也许从政治上讲，对该机构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看起来团结一致。杜克大学研究教授、美联储理事会前特别顾问Ellen E. Meade说，“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不想持不同意见的原因。”

FOMC由12名票委组成，固定成员包括美联储主席、副主席、数位理事以及纽约联储主席，其余四名票委由各地区联储主席轮值。

根据美联储官网，2024年的轮值票委为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和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值得注意的是，投出反对票的通常是轮值的地区联储主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FOMC传达政策变化的文化已经从提供简单的信息流转变为美联储官员经常发表对经济的看法。

在1979年至1987年的高通胀期间，沃尔克领导了美联储。圣路易斯联储数据显示，在他任职期间，其反对率约为11%。

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联储几乎没有异议。圣路易斯联储数据显示，在格林斯潘任职期间，FOMC的反对票率仅不到5%。

在2008-09年的金融危机中，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现出了领导能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这种较少持不同意见的文化延续了下来。在伯南克时代，FOMC有7%的投票是反对票，这与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时的情况相同。

Meade说，在动荡时期，FOMC的票委们“愿意说这是一场危机，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新冠疫情是另一场危机，每个人都非常团结。”Meade补充道：“只要我知道他们能够在会议室里清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不需要将这些不同意见公之于众。”

不过，尽管在动荡的时代和经济利害关系下，FOMC内部反对票如此之少，这也可能有些奇怪。

当一个有权有势的委员会里的每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时，美联储恐怕迟早会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