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7月24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解决经济问题就像救治病人,既要解决症状,也要找到病灶。对于严重的发热患者而言,往往需要先退烧,再查明发热原因,并对症治疗。高烧只是一种症状,但导致这种症状的原因多种多样,作为医生,需要找到病症,对症下药。
高善文认为,物价增速低、经济增速低也只是经济的“症状”,针对这些“症状”采取的扩张总需求、降低利率等政策就像是退烧手段,这些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病灶”所在,只有找到“病灶”才可能解决问题。每次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时,表现出的“症状”都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其“病灶”未必一样。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突出表现为总需求相对较弱,但对“病灶”的研究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高善文提到,当前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下,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事实:
一是我国16-24岁青年人口的失业率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并且7月可能继续上升。但与此同时,6月,我国25-59岁人口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显然,25-59岁人口总量远超16-24岁人口,在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的情况下,简单地讨论青年人口失业率问题是不完整的,简单总需求不足的说法也是难以解释的,所以找对“病灶”很重要。
二是当前31个大城市失业率显著高于全国失业率。自有数据记录以来至疫情前,中国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失业率,因为全国平均失业率中包括了很多中小城市的数据,但是如今中国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现有数据,可以合理推断出,中国31个大城市以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以2019年的失业率为基准,中小城市的失业率可能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则显著高于疫情之前。如此之大的结构分化,恐怕不能仅仅用总需求不足加以解释。如果总需求不足无法解释,那么基于总需求不足做出的判断是否足够稳健也存疑。
三是当前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的增长相对于当前总需求而言显著偏高。基于历史数据和当前的经济增速,我们可以推断出合理的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数量,以此数量为基础,当前实际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的偏差应该超出两个标准差,不像是随机扰动。即便这一推断的数据不完备,劳动力在岗时间数据也能够说明问题。根据调查数据,与疫情之前相比,各类工作性质的劳动力一周工作时间都显著延长。这种现象也无法用总需求不足解释。因为总需求不足意味着劳动需求不足,无法解释工作时间变长。
高善文表示,如果仅仅基于总量数据分析,推行总量刺激政策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深入分析“病灶”,那么应对的政策未必恰当。同样,推行政策时如果不进一步思考我们面临的政治经济过程,那么应对政策也会是有问题的。
高善文称,如果深入观察中国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深入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大量数据,那将不难发现,中国当前的总需求不足背后所蕴含的结构性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病症”前所未见,意味着其背后的“病灶”前所未见,而前所未见的“病灶”需要的是前所未见的应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