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养老金政策要避免单一化、要算总账，养老金的研究任务和挑战巨大lg...

　　金融界2月25日消息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今日在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分享了关于养老金政策体制的看法与建议。

　　周小川表示，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出，是基于中国人口多、养老金面不断扩大、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资金池容易有缺口这样的现实情况。国家统筹安排养老金是保基本，不会太高，需要依靠个人养老金加以补充。

　　他指出，考虑到现实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距，更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办法，要避免简单的单一化、要算总账，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太好，未来挑战大，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客观研究，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体制转轨和未来养老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好的，但激励机制偏弱

　　周小川表示，从社会讨论来看，新推出的制度是好的，但激励机制偏弱。

　　一是现有个人所得税还存在一定缺陷，有太大比重在不交个人所得税的范畴内。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交税，但由于各种因素，比如人口、家庭负担、养老金等等，再采取扣除或退还的办法，这方面还需做出改进。

　　第二，我们忽略了一个激励机制。在很多国家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中，个人和企业是混合缴纳的，绝大多数是同比例，个人缴纳8％，企业或者雇主有另外8％加以配合。从职工的角度看，他总觉得自己缴了8％，个人账户总额立刻翻了一倍，这种激励作用是很大的。

　　从企业的成本角度看，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的钱已经用于现收现付了，这笔钱已经用掉了，这跟制度转轨存在的缺口有关系。我国企业缴纳的数量是16％，前几年是20％。20％这个缴纳水平使得企业成本负担过重，影响企业竞争力，后来下调了4个百分点，变成16％，16％也是个相当高的水平。

　　如何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吸引力？周小川表示，这需要考虑现实条件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群体差异。在中国，群体差异可能比在其他经济体更加突出。我们从建国以来开始施行养老制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一种类别，企业职工、国有企业是一种情况，大集体、小集体各不一样，后来有了私人企业，也是另外一种安排。

　　中国的农民基数比较大，农民基本上没有做养老保障的安排。后来又有说法说，土地就是农民的保障，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全明确为政策安排。因此，这些群体差别也必须考虑到。

　　即便人们是理性的，处于不同的群体，对未来的测算也会很不一样，很难用一个简单化的理性假设覆盖各种情况。

　　第二，代际差异。由于改革转轨中的制度安排变化很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年轻人、毕业刚刚工作的人，其理性程度和他们测算的基础有很大差异。

　　第三，人不会都是理性的。养老金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有些人考虑较少，到中老年快退休的时候才会考虑较多，个体差异也比较大。

　　周小川指出，设置养老金计划，是希望未来的退休人群能够理性考虑，同时对国家统筹计划、企业计划做出更好的配合性的响应。但现实和假设是有差距的，所以必须区别对待各种情况来加强对公众的沟通，通过这种沟通，让体制的好处更好地得以落实。

　　如果忽视这些差别，退休以后大家都采取同样的安排，这是不太现实的。同时，如果想要统一，也涉及到现有的以非货币化的各种激励机制，如果不立即生效，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从宏观测算上来讲，也是这样。以未来均等统筹进行测算，简单进行拉平，按照现有的财务体制以及老龄化的趋势、转轨需要加大覆盖面的趋势来看，未来统筹养老的水平是比较基本的，或者说国家统筹的养老金比较低，需要个人账户养老金加以支持配合，才能使养老保障达到更满意的水平。

　　当然也有人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候，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缴纳比例。

　　虽然延长退休年龄是有空间，但不是想延长多少年就延长多少年，这涉及到平均健康水平和老年人的生产力，企业也会在成本上有所考虑。企业的比例也不是随意调整的，之所以将企业社保供款从20％调到16％，是因为与企业竞争力相较，企业财务成本负担过重。

　　应该说，个人8％+企业8％处于中位数水平，企业缴纳20％太高了，即便16％在全球也是非常高的水平，而且这个16％不能计到职工的个人账户，就没起到对职工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因此，对企业竞争力的考虑也是不够。

　　周小川表示，考虑到现实和理性假设之间的差距，更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办法，要避免简单的单一化、要算总账，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何填补现收现付这块缺口？

　　周小川分析，大致上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企业配合个人养老金计划供款部分是虚的，也就是名义账户，记上账，但没有实钱，作为财富管理也没有真的钱可以拿去投资，但它是一个渐变过程，从最开始的空账，名义账户逐渐会做实，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个过程中，钱的回报率基本上按照国债的回报率进行测算，这是一种办法。

　　另外，中国二十年以前就开始讨论，是否能够把一部分国有资产，特别是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还原为养老金。也做过一些制度方面的安排和尝试，虽然步子比较小，问题比较多，但还是应该作为一个题目继续研究，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的。

　　周小川分析，由于中国企业养老金部分用于现收现付，时间长了以后，形成一个“三支柱”的概念，跟国际上“三支柱”概念是有差别的。“我们的一支柱是政府安排的，二支柱是企业安排的，三支柱是个人的、是商业性的。这和国际上普遍用的情况有差别，世行和OECD用的‘三支柱’，和后来为了细化说的‘四支柱’、‘五支柱’的概念有差别。”周小川称。

　　为什么需要参照国际上“三支柱”的定义？周小川称，养老金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中国几十年、一百年一个周期才能得出实践的经验，在没有及时反馈的情况下，国际经验变得比较重要。“我们做的事到底不对、好不好、还应该如何改进，很大程度上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跟国际上的定义最好有一致性或接近。”他表示。

　　对此他提出五点看法和建议：

　　第一，不要回避难题。

　　第二，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很长期，还有很多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

　　第三，要注意治本，不要只治标，至少治标治本相结合；不要身体有病不去治病，以为止疼药多吃一点就解决问题了。

　　第四，我们养老金的研究任务和挑战巨大。中国的基础并不好，人口多，老龄化特别严重，几乎是世界上最突出的老龄化趋势，再加上转轨，可能缺口更大一些。

　　第五，我国的养老金预筹资金，从总数上看有好几万亿，不是个小数，但从国际上看，为方便比较，如果把各国GDP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的话，多数国家预筹养老金的总量约为GDP的50％-100％，有的国家超过100％；中国的这个比例较低，约10％以下，有人说6％，也有人说2％到3％。

　　周小川表示，我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太好，未来挑战大，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客观研究，更好地应对老龄化、体制转轨和未来养老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