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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报道，联邦法官们开始质疑特朗普政府在法律程序中的诚信问题。
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政府在面对不信任其陈述的法官时，在一些棘手问题上获胜的几率可能会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敷衍执行法院命令成为常态，司法体系本身也将受到威胁。
新对峙可能本周出现。美国地方法官艾米·伯曼·杰克逊计划召开听证会，审议白宫官员是否无视她的命令，继续削弱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她此前裁定，这种行为违反了设立机构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杰克逊上周在一项命令中表示，“有理由相信”，官员们“正在无视这个法院和上诉法院”，而上诉法院曾支持了她要求保留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存在的绝大多数命令。
与此同时，工会员工的诉讼仍在继续。
特朗普正面临超过200起诉讼，诉讼指控他在迅速推进重塑联邦政府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数月来，他和支持者们公开抨击那些对政府作出不利裁决的法官，有时还点名要求弹劾特定法官。
然而，在法庭上，政府律师表示，即使认为法院命令严重错误，他们也会遵守，同时争取尽快上诉至更高法院。
不少法官开始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们担心，政府在解释实际行为时缺乏坦诚。
上周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法官葆拉·克西尼斯严厉指责政府在处理基尔玛尔·阿布雷戈·加西亚被非法遣返至萨尔瓦多监狱案中，表现出“故意和恶意”的行为。预计本周案件将有进一步进展。
同样在上周，旧金山的法官威廉·奥尔萨普形容，政府解雇试用期员工所依据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骗局”，目的是“规避法定和监管要求”。
在华盛顿特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最近认定，政府在无视一项暂停依据《外国敌人法》驱逐令的命令时，存在可能的藐视法院行为。下一步程序目前正在上诉法院审理中。
曾代表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前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的前助理司法部长查尔斯·库珀表示，司法部历来受益于“其主张坦率、公正，从不试图隐瞒或误导法院的声誉”。
库珀表示，他不知道法院对政府行为的批评是否有道理，但“法官也是人”。如果一位律师误导了你，他说，“你对待这个律师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在法律文件中，政府律师则辩称，法官对政府的不利裁决，是在干预总统管理行政部门的权力。
例如，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案中，司法部辩称，“任何法律都没有要求特朗普必须以拜登时期的方式来维持、组织或管理这个局。”
政府的诚信至关重要，因为许多针对政府的诉讼指控其违反了《行政程序法》——这部1946年制定的法律规定了制定联邦政策的程序。法律要求透明、公众参与和合理决策，并允许法院以联邦规章任意、反复无常或滥用自由裁量权为由予以废止。
这也是罗德岛一宗案件的焦点，案件中一位法官指出，政府冻结向各州联邦资金拨付的措施“未能提出合理理由”，从而判定措施无效。在诉讼过程中，政府撤销了下达冻结资金指令的文件，但法官指出，这一撤销“只是名义上的，可能只是为了阻止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
最严厉的谴责可能也是最简短的：最高法院在4月19日深夜发布命令，禁止根据一项长期搁置的战时法律《外国敌人法》驱逐涉嫌委内瑞拉帮派成员。
最高法院在未等待特朗普政府回应的情况下，批准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紧急请求。自由联盟警告称，官员们似乎准备无视最高法院早先作出的命令，命令要求给予移民合理机会，在法庭上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
在反对意见中，两位丑闻缠身的保守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与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共同表示，禁止令毫无依据，部分原因是，在另一案件中，一名政府律师曾向地区法院法官表示，当天没有计划依据《外国敌人法》进行驱逐。
如同处理紧急事务通常的做法，最高法院多数派没有就其决定提供解释。但法律观察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举动表明，不能再信任特朗普政府。
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多夫表示：“我认为，除托马斯和阿利托之外，下级联邦法院法官和最高法院已经将政府视为接近公然反抗的状态。”
多夫说，随着特朗普任期推进，“政府将面临需要法院支持的案件，失去信誉将对他们造成伤害。”
这种情况在最高法院尤为明显，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就曾遇到类似挑战。2019年，最高法院以5比4裁决，阻止政府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原因是官员们为这一政策提出了值得怀疑的理由。
政府声称需要收集公民身份信息，以加强《1965年投票权法案》的执行，这项法律旨在保护少数族裔选民免受歧视。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时为法院撰写意见指出，这一理由“似乎是捏造的”。
一年后，罗伯茨再次代表法院，以5比4推翻了特朗普决定终止奥巴马时代“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的决定。这个计划允许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儿童免于被遣返，并获得工作许可。
在那份意见中，罗伯茨写道，政府未能“就其行为提供合理解释”，也未能说明“是否以及如何处理DACA受益人面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