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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奥尔特曼是犹太裔，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人类安全与社会变革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哈佛大学澳大利亚研究客座教授。2006 年 7 月，他被《公报》列为有史以来 100 位最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之一。他在The Conversation上关有黑人作家科茨的新书书评文章中指出，西方政治人物在宣扬多元文化价值时，却对巴勒斯担地区以色列占领的现实视而不见，甚至对日益增强的犹太至上主义无动于衷。
2023年5月，美国著名黑人作家塔-内希西·科茨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度过了十天时间，其中一半时间与一个名为“打破沉默”的组织在一起。这是由反对占领的以色列退役士兵组成的团体。
科茨对《纽约时报》说，去巴勒斯坦“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他还对美国记者彼得·贝纳特说，回来后他感到“有责任喊出来”自己所见到的一切。他将以色列的所见所闻描述为种族隔离，并将其与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吉姆·克劳法相比较。
在写作新书《信息》的过程中，10月7日发生了哈马斯的袭击以及随后的加沙战争。
尽管这些事件没有出现在书中，他在采访中多次谈到，包括一次描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拒绝让一名巴勒斯坦州议员发言的决定，为“非常不人道”。
科茨是美国最受赞誉的作家之一。他的黑人身份在仍由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尤为重要。
2014年，他因《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赔偿的理由》而受到关注。此后，他写了五本书，包括一部设定在弗吉尼亚奴隶种植园上的小说《水舞者》，甚至受聘编写一部超人电影的剧本。
科茨有意将自己置于美国黑人文学的传承之中，尤其是通过其抒情性的语言风格，模仿了作家兼民权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的风格。
在阅读了科茨关于黑人生活经历的回忆录《在世界与我之间》后，同为作家的托尼·莫里森称他为鲍德温的继承人。
奴隶制、审查和文化战争
《信息》是科茨写给霍华德大学学生的三篇文章的合集。他在书中讲述了三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其中最后一篇关于他在以巴地区的旅行，占据了书中将近一半的篇幅。
他的第一次旅行是到塞内加尔，寻找非裔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第二次，他访问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人们试图禁止学校教授他的书《在世界与我之间》。
毫不意外，这三部分都弥漫着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意识。他的名字“塔-内希西”是有意引用古埃及对努比亚王国的称呼，常被翻译为“黑人的土地”。
科茨指出，西方对奴隶制的辩护，建立在将非洲人定义为“亚人类”的基础上，而西方殖民主义则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合理性来源。
在塞内加尔，他参观了戈雷岛，这个非洲海岸线上四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奴隶贸易港口，如今已成为世界遗产。
然而，与其他曾去非洲寻根的非裔美国作家一样，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我们有权拥有想象中的传统和地方，而当我们承认这些是想象的时，这些传统和地方才最有力量。”
当科茨试图理解以色列的复杂性时，这种想法再次浮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连接，这使得妥协变得困难。
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平镇，教师玛丽·伍德因教授《在世界与我之间》而面临失业的压力，并对禁止教授这本书的企图进行了抵制。《信息》中对这一案件的描述缺乏细节令人感到遗憾，但伍德与当地教育委员会的斗争已经被广泛报道，成为美国围绕种族和性别不公相关书籍审查冲突的一部分。
科茨过于专注于自己的书的命运，而未能从更大的冲突中进行剖析。
美国的文化战争，也在澳大利亚有相似的影子，本质上是关于如何定义国家身份的争论。正如科茨所写，这种争论在于“优先维护国家教条的认知，而非质疑它们”。
1993年，杰弗里·布莱尼提出“黑色臂章历史”一说，这种论调与右翼美国对奴隶制在美国建国中核心地位的否认，及对“批判种族理论”的争论如出一辙。
科茨：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
科茨对巴勒斯坦之行的描述是其书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他将这一章节从访问世界大屠杀纪念中心的经历开始。
在纪念馆中看到的恐怖历史，使他对以色列占领和剥夺巴勒斯坦人土地的描述更具悲剧性。
他在反思纪念馆时写道：“每次参观这样一个致力于记录这场特殊灾难的记忆空间，我总是会觉得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比我能想象的还要严重。”
作为一名黑人美国人，科茨能想象自己既是巴勒斯坦人，又是以色列人。这种想象的宽容并未阻碍他的批判性分析。
他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一个现实，以色列实行的体制，事实上是建立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压迫和剥夺基础上的。
他写道，这是一种刻意否定任何真正两国方案可能性的尝试。
以色列游说团体对以色列建立种族隔离政权的指控感到愤怒；许多人认为这种说法带有反犹太主义动机。这种观点也隐含在一些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行动中，例如要求澳大利亚大学采用特定定义的反犹太主义准则。
科茨分析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既没有低估反犹太主义的现实，也没有忽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统治。
以色列的支持者往往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曾经的受迫害者也可能成为迫害者。然而，科茨写道：“没有最终的受害者，受害者与施害者的身份是流动的。”
在科茨看来，以色列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认为，若声称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就等于否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700万巴勒斯坦人的有效控制。
这些巴勒斯坦人正经历着被剥夺土地和遭受破坏的命运，而这种破坏与二战中最惨烈的屠杀有相似之处。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的政治人物在宣扬多元文化价值时，却对以色列占领的现实视而不见，甚至对日益增强的犹太至上主义无动于衷。
在以色列，约25%的居民并非犹太人，但他们的权利却遭到压制。
科茨写道：“那些宣称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人，也同样可能宣称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而这两种说法都建立在排除一大部分人口的基础上。”
科茨在耶路撒冷看到的一块牌匾上，最接近解释这种矛盾。牌匾上写着一位前美国大使的名字，并宣称两国之间“不可破的纽带”。
这种纽带，据描述，是基于圣经中的共同理想。这种语言至今在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中引起共鸣。
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批评以色列就等同于批评美国本身。以色列在美国的游说力量极其强大。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今年花费超过1亿美元，帮助至少318名美国政客在最近的选举中赢得席位。
不出所料，在美国，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科茨提到一项研究显示，在截至2019年的50年间，关于巴勒斯坦的评论文章中，只有2%的作者是巴勒斯坦人。该研究涵盖了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四大主流媒体。
诚实与自我中心
《信息》这本书受到许多批评。《纽约客》的保罗·塞加尔将其形容为“一种为了私人目的设计的公开作品，是深刻羞耻和惊人虚荣的产物，读起来仿佛是为了安抚作者的灵魂。”
然而，我认为这本书比塞加尔描述的更有力量。
《信息》以科茨与他霍华德大学写作学生的对话形式写成，并记录了他逐渐认识到，“成为一个好作家是不够的”。
他承认自己的局限：“我去巴勒斯坦，就像去塞内加尔一样，是为了寻找自己的问题，因此未能完全以他们的视角看待这些人。”
然而，事实上他确实给予了关注。关于巴勒斯坦的章节中，他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对话，并引用了大量关于这一冲突的文献。（遗憾的是，他未附上脚注或参考文献。）
自这本书出版以来，科茨已成为巴勒斯坦权利的积极倡导者。他也承认自己加入这一辩论较晚。
是的，正如他的话所暗示的，《信息》中有一定的自我中心。但我读这本书时，感到它是一次诚实的尝试，试图思考当作家面对屠杀和非人道时，如何最有效地影响世界。
这本书无疑是个人化的作品。有时，读起来像是作者在分析自己，处理作为一个成功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特权与负担。
书中几次提到，他既是作家，也是“管理者”，有义务为他人争取正义。他将自己的书视为自己的孩子，“离开家，旅行，与他人建立联系，留下自己的印记。”
他暗示，他的五个“孩子”中，他最喜欢的是小说《水舞者》。
我真希望那些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议员能够被说服去读科茨的书。至少，这可能让他们意识到，批评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权益的行为，并不等同于反犹太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