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他们被以色列军队强迫在加沙执行危及生命的任务,并得到了以军士兵的佐证。
20岁的穆罕默德·萨阿德表示,在7月底至8月初的两周时间里,他和另外两名巴勒斯坦男子,被以色列军队强迫进入可能藏有爆炸物的加沙建筑,逐寸拍摄每个角落,以便让士兵确认安全后再进入。
他说,士兵逼迫他完成以后,就有人从背后开枪射击他。
萨阿德是四名公开发声的巴勒斯坦人之一,他们详细讲述了以色列在加沙利用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充当“人体盾牌”的情况。
根据《日内瓦公约》的定义,这种行为指的是将平民或被扣押者用作保护军事行动免受攻击的屏障。这些人被迫完成高危任务,目的是减小以色列士兵的风险。
这些人的描述清晰细致,并得到了其他目击者的佐证,与一名曾在加沙作战的以色列士兵的证词,以及以色列“打破沉默”组织收集的采访材料相一致。
“打破沉默”是一个与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服役的士兵合作的组织。他们描述了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拘留、审讯,最后又没有任何解释释放的做法,表明以色列军方并未认为这些人是武装分子。这些事件发生在1月至8月间。
“这并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在战争中各地、不同时间、多支部队中广泛存在的现象。”来自“打破沉默”的倡导主任乔尔·卡梅尔这样说道。这个组织收集并验证了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地区服役的士兵的证词。
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回应报道中的具体指控,但在声明中表示禁止使用平民充当“人体盾牌”。声明像以往一样称,“IDF会处理明确的违规指控,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士兵符合所期望的指令和价值观。”
然而,军方未透露是否调查或惩罚过因使用巴勒斯坦人作为人体盾牌的部队,或是否采取措施杜绝该行为。以色列军队做出这样的回应后,几乎没有后续的信息。
根据国际法,使用平民及其他受保护的人群作为“人体盾牌”构成战争罪。以色列最高法院已裁定这种行为违法。
10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引发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的回应,他表示,以色列军队使用“人体盾牌”的报道“令人极为不安”,并指出应“追究”责任,但未说明美国是否会独立调查这些报道。
根据美国法律,若有确凿证据表明以色列部队严重侵犯人权,美国政府需暂停对其军事援助。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的数天或数周内采访了四位发声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从加沙通过电话讲述了经历。
《华盛顿邮报》通过医疗记录及一位在加沙进行后续治疗的美国医生,验证了萨阿德的部分故事。另有三名巴勒斯坦人分别描述了在加沙城的谢法医院综合大楼发生的事件,并相互证实了对方的在场情况。
通过“打破沉默”组织,《华盛顿邮报》还联系到了一名以色列士兵,记者亲自采访了他。
“打破沉默”还提供了据称是这种行为的视觉证据,分享了一张来自加沙北部的照片,显示士兵站在两名囚犯旁边,据称他们被用作“人体盾牌”。照片中的男子坐在被炸毁的建筑物窗台上,双手被绑,眼睛被蒙住,头低垂。
我们的手被绑住,眼睛被蒙住。
据加沙当地卫生部门统计,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4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据虽然未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但卫生部门表示,遇难者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军方称,在与哈马斯的战争中有超过350名以色列士兵被杀。
一名20多岁的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北部服役,他回忆起指挥官带来两名被绑着手、蒙着眼的巴勒斯坦人,准备用他们作“盾牌”的情景。
他说其中一人是青少年,另一人看上去20多岁。
这名士兵不愿透露姓名,因为他未获授权向媒体发言。他说自己当时问为何需要用这些人作盾牌。
他记得指挥官回答道:“如果这里有炸弹,他们被炸死会更好,以色列士兵的生命更重要。”
对萨阿德来说,这场磨难始于六月。
当时他在加沙南部凯雷姆沙洛姆边境附近担任守卫,负责保护人道援助物资免遭抢劫。
萨阿德说:“五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包围了我们,没有任何警告。我们的手被绑住,眼睛被蒙住。”
他表示,士兵们审讯了他几天,随后将他和另外两名巴勒斯坦人带到靠近拉法的一个以色列军营,那里靠近埃及边境的一处废弃的联合国仓库。
萨阿德回忆道,一名士兵告诉他:“你们来是要为我们执行任务的,每次我们冲入房屋时,你们要走在我们前面。”
他被强迫穿上以色列军队的军装,头盔上装有摄像头。
萨阿德回忆称,在随后的14天里,每次进入建筑时,他都被要求拍摄,头顶常有无人机盘旋。外面的士兵监控着影像,通过耳机指示他去不同的房间。
“第一次任务大约花了半小时,他们就让我出来了。”萨阿德说,“我非常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房子里有谁,我穿着军装。如果里面有武装分子,我肯定会死。”
他表示,每天早晨都被蒙眼、绑手,然后被送往下一个地点。
第二天,当他检查完一栋建筑后发生了爆炸,士兵认为他故意误导。
“他们把我绑起来,扔在沙地上。”萨阿德说,“他们轮流打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爆炸从哪里来的。”
有一次,萨阿德说,部队的指挥官拿出一张他的家在汗尤尼斯被毁的照片。
萨阿德回忆道,指挥官对他说:“如果你不合作,我们会像这样杀掉你所有的家人。”
第15天,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被换上平民服装,指示他开始走。
不久后,他的后背感到剧烈的疼痛。
他记得自己醒来时在一辆救护车上,被送往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索罗卡医疗中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加沙。他不知道是谁开枪,也不知道是谁决定救他。
医院的医疗报告显示:“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加沙遭遇枪击后被以色列军方接收。”
《华盛顿邮报》获得并查看了该报告,医生详细描述了他“严重的肺挫伤”和肋骨骨折等伤情。
萨阿德说,在被救护车送回加沙的两天后,自己依然在流血,最后被放回凯雷姆沙洛姆边境。
“他们让我不要回头看。”他说。
“国际法并不重要。”
根据“打破沉默”组织收到的证词,冲突期间巴勒斯坦人一直被用作“人体盾牌”。
“最早的一份证词来自一名士兵,他几周前在地面入侵开始后便知道了这种情况,”该组织的卡梅尔表示,“最新的证词则是在夏季提供的。”
一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表示,他在加沙服役期间,部队接收了两名巴勒斯坦男子。他回忆质疑过这两人是否为武装分子,但指挥官向他保证他们是。
其中一名被拘留者是一名青少年,他在与部队相处的24小时内几乎不说话,这位士兵认为这是因为他处于震惊状态。
只有到达军方指定的下一个清理建筑时,男子们的眼罩才会被摘下。
这名士兵的回忆与《华盛顿邮报》采访的三名巴勒斯坦男子的叙述一致。三人均独立描述了在类似时间内被以色列军方用作人体盾牌的经历——他们的经历发生在以色列3月下旬突袭加沙城谢法医院后的时间段。
血管外科医生奥马尔·贾德巴表示,当士兵们进入医院时,他被扣押了。当时他留下来照顾无法移动的患者。士兵们给他分配了一个编号,召集他到院子时会喊出他的编号。
其他被拘留者还包括48岁的穆罕默德·沙拉法和24岁的穆罕默德·哈苏纳,他们说自己是在医院附近的家中被带走的。
贾德巴被命令用扬声器向武装分子喊话,告知他们军方已设定了最后期限,要求离开这个区域。
哈苏纳说,士兵们要求他们清除医院内的障碍物,如窗帘和门,还让他们拍摄每个进入的地方,并立即通过无线网络将照片传给军方。
三人说,拒绝服从的拘留者遭到殴打。
贾德巴说:“我告诉他们,我的手对我的工作至关重要,我是这里唯一的血管外科医生。我的医院正在变成废墟,而他们却让我亲手摧毁它。”
这些人担心自己会被误认为是士兵而遭武装分子射杀,尽管最终并未遇到武装分子。他们完成任务后,通过扬声器喊话,然后等待。
最终,他们说自己被允许离开,虽疲惫不堪但庆幸自己安全,双手举起离开现场。
这位预备役士兵说,他所在的部队里有士兵对使用人体盾牌提出质疑。
一位士兵向一名更高级的指挥官表示,这种做法违反国际法。
“他告诉我们国际法并不重要,普通士兵只需考虑IDF的道德准则就行。”这名士兵说。
以色列军方在发给《华盛顿邮报》的声明中表示:“利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或以任何方式强迫其参与军事行动,严格违反IDF的命令。军方定期向地面部队强调并澄清这些指令。IDF完全遵守国际法。”
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法律顾问、现为国际危机组织高级顾问的布赖恩·菲努卡恩认为,这名士兵的回忆是“具有相当证据力的起诉材料”,并称他的描述听起来像是“被禁止且确实是犯罪的人体盾牌行为”。
当预备役士兵问指挥官任务完成后该如何处置这些巴勒斯坦人时,指挥官告诉他释放他们。
“这时候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可以释放他们,那他们就不是恐怖分子,”这名预备役士兵说,“指挥官只是撒谎了。”
巴勒斯坦人还说,他们也曾被迫在以色列士兵之前进入哈马斯在地下的复杂隧道网络,以防隧道内有陷阱。
哈基姆在1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描述了自己被带往加沙城西部的地下隧道,腰上绑着摄像机,还被告知如果想要停下来就拉动一根绳子。
“下去之前,他们问我是否想和家人告别。”哈基姆说,因为担心报复,他要求仅用名字中的哈基姆来识别自己。
他回忆道自己对士兵说不需要,因为他会安全回来。
但有一名士兵对他说:“不,你只会以残破的状态回来。”
站在隧道口时,哈基姆记得自己因恐惧而僵住,告诉士兵们自己做不到。
“一名士兵朝我脚边开枪,然后将我推下洞口。”他回忆道。
哈基姆完成任务后幸存下来。当士兵们将他送回到一个废弃学校内的基地时,他听见他们叫出一名15岁的被拘留者,准备将他送往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