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尼·森德是Apsara Advisory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为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机构,曾是投资公司贝莱德的董事总经理。她在日经的专栏中指出,当北京建设工厂、 新德里塑造软实力时,全球南方各国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选择。

去年春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杭州召开了一次会议,纪念布雷顿森林会议80周年——当年,战胜国在那次会议上制定了战后国际金融框架。然而,这次会议远非庆祝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新任副行长、曾在德克萨斯求学的宣昌能等官员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代表的只是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长期以来,投票权分配已经无法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现实:全球南方国家的GDP总量已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但代表性却远远低于少数发达国家。
宣昌能指出,这一情况确实不合理。
与此同时,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不断批评西方,他指出,西方往往认为只有发达国家才能算作民主国家,并且将自身最狭隘的关注点强加于全球,而忽视了对新兴国家来说更为紧迫的问题。
这种观点在较不发达国家中也引起了共鸣。
这两个亚洲大国正在争夺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影响力和领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不同的优势,并提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两国的叙事虽然共享一些共同的不满——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最有效的mRNA疫苗分配不公,愿景却有所不同。
中国的模式无疑更具吸引力。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摆脱贫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大规模离开小农经济,进入城市工厂务工。在那里,数十万人生产商品,既供应国内市场(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12500美元),也出口至全球市场。
中国的制造业逐步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吸引了全球范围内追求质量和价格平衡的消费者。中国的市场规模之大,使得其他国家难以竞争。
此外,今天,只有中国掌握了制造未来世界所需的技术。如果传统燃油车即将被淘汰(尽管时间表尚不确定),中国企业已经具备生产电动车核心部件——电池的技术,并且能够轻松抛弃内燃机的传统技术。
尽管技术进步会导致长期来看就业增长放缓,但中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依然远胜于其他国家的上升路径。
例如,在孟加拉国,最大的私营部门雇主是总部位于首尔的Youngone公司,在出口加工区雇佣超过7万名工人,为巴塔哥尼亚和北面等品牌缝制高附加值的冬季服饰。然而,这些工人的子女则计划攻读医学。Youngone等企业正是孟加拉国明年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重要推动力,世界银行如此评估。
与此同时,印度的经济建立在服务业之上。随着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并自动淘汰工作岗位,印度已错过向制造业转型的最佳时机。富士康不太可能再像在中国那样,建设雇佣30万人的工厂。
如今,印度在制造业规模和生产率方面都不及中国,无法在未来的关键领域与中国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印度甚至不应该尝试竞争。例如,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对劳动力需求低、对资本投入要求高,而印度的资本成本较高,因此这一产业并不适合作为发展重点。
印度更应优先创造大量适合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世界或许没有注意到,但许多印度人却记得,在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上,苏杰生坐在头等席,尽管他并未被安排在那里,也拒绝让座。相比之下,中国副主席韩正则坐在后排。
此外,印度拥有强大的软实力优势——宝莱坞电影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观众群体。
中国则对软实力的理解和应用较少。电影受到严格审查,往往传递过于“正能量”的信息,这不仅削弱了其对国内观众的吸引力,对海外观众更是如此。
据中国某大型电影制片公司的CEO透露,任何涉及新冠疫情的电影都无法通过审查。在海外,中国电影的吸引力更多是出于务实合作或共同利益,而非文化认同。
此外,中国对自身形象的认知,与外界看法之间仍存在巨大落差。在自我认知中,中国是一个被围困的国家,缺乏粮食和能源独立,并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并不这样想,而是期待中国能为邻国提供更多帮助,比如印尼。不只是购买其原材料并在国内加工后高价出售给印尼,中国正努力推动更多本地增值合作。
然而,许多邻国仍然认为中国做得不够。
与此同时,印度才刚开始修复与斯里兰卡等较弱小邻国的关系。
最终的结论是:在当前全球政治日益紧张、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指望中国或印度在全球南方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可能是幻想。自力更生才是更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