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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哲志是日本经济新闻高级撰稿人，他的专栏文章指出，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可以理解为全球“新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焦虑不会像亲民主活动那样容易被压制，
2011年春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男子的电话。他直截了当地警告我：“所有未经授权的采访都是违法的。”
随即挂断了电话。
当时，我正和家人在北京的王府井购物街上散步。一开始，我还在担心他所指的到底是什么，直到我意识到问题所在。
那一天，北京有人号召进行“茉莉花革命”，灵感来自突尼斯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开启了阿拉伯之春。
示威地点之一是王府井一家麦当劳的门前。
当局可能通过我的手机定位数据，立即察觉到有记者进入了这个高警戒区域。就在我进入王府井不久后，电话就来了。
这是让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北京的数字监控能力不容小觑。
先进的技术在镇压民主活动方面的确非常高效。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以失败告终。没有人在约定的集会地点出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人能接近那里。
目睹了这一监控系统如何做到无所不察，现在再看到中国国内秩序的崩坏，显得更加令人不解。
去年6月，一名日本母亲和孩子在苏州遭到袭击。同年9月，一名日本孩子在深圳被刺身亡。
受害者并不仅限于外国人。去年11月，一名60多岁的男子在珠海驾车冲入人群，导致35人死亡。
在那起事件之后，习近平亲自指示当局对犯罪分子予以严惩。这很可能是因为担心如果任由局势恶化，可能会动摇外界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信任。
与十年前相比，监控技术已大幅提升。那么，中国为什么没能防止这些袭击发生？
背后的原因是政府正与另一个隐形敌人作斗争。
“茉莉花革命”的号召出现在中国经济可以被视为巅峰的时候。那时，美国、欧洲和日本还在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苦苦挣扎，而中国则保持了高速增长。
尽管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问题日益加剧，但即使是贫困群体也感受到生活水平在逐步改善。
对共产党来说，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倡导民主并反对一党统治的人。
打击这些敌人并不难。当局只需锁定可疑人物，划定红线，并密切监视试图越线的人。
但情况已经改变。中国经济陷入由房地产市场深度衰退引发的低迷之中。随着生存变得更加困难，那些曾相信自己可以过得更好的人正变得越来越不满。
在14亿人口中，很难预测愤怒会在何时何地爆发。即使是数字监控也有局限性。
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林德，将这种政府和经济主导的既得利益阶层与被全球化抛弃的大众之间的冲突。称为“新阶级战争”。
这不同于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最近主要经济体中执政党接连在选举中失利，正是那些未能实现向上流动的选民，对无力解决经济低迷的政府投下反对票的结果。
这种新阶级战争或许也已经来到了中国。
习近平似乎并未意识到，在经济未能复苏的情况下，民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正在加剧。
他也没有表现出在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的政策上作出改变的迹象。
但如今，人民对生计和未来的焦虑感，不像民主运动那样容易被压制。这种焦虑可能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