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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报道，当特朗普试图在与习近平的贸易战中采取强硬态度时，他面对的是一位已将中国武装起来，准备打一场漫长而可能充满痛苦的较量的对手。
自首次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以来的几周里，北京的回应始终强硬。
中国外交部一名女发言人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段1953年的视频，画面中毛泽东誓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战斗到底。她写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会退缩。”
毛泽东的视频以及来自北京的其他言论，凸显了中国认为自己在对美竞争中的一个核心优势：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支持者容易受到美国选民情绪的影响，而毛泽东创建的政党已经根深蒂固，经历战争、饥荒、政治动荡和金融危机七十多年依然掌权。
习近平并未满足于这种历史基础。自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爆发的早期贸易战以来，习近平加强了对国家领导层的控制，并投入大量资源强化政权长期执政所依赖的威权工具，包括世界最先进的审查与监控系统。
习近平希望将国家塑造成一台专为对美对抗而打造的机器，他敦促官员们进行他所谓的“极端情景思维”。
本周，特朗普已表现出更温和的态度，表示希望与北京展开谈判，并愿意降低他在第二任期对中国征收的145%关税。
白宫尚未说明希望通过与中国的谈判最终实现什么目标。如果要大幅削减美国29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需要中国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模式。
特朗普正面对一位同样好斗的对手。早在上台前，习近平就曾批评“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竟敢指责中国。他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主导的时代正在终结，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试图将以消费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强加于中国，这种模式本身已显露出种种问题。
在特朗普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充满混乱的同时，习近平则集中精力追求稳定。
他于2018年取消任期限制，并利用持续不断的反腐运动，将权力集中到了毛泽东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将大量有宣传与安全经验的官员提拔进中共高层，优先任务就是让中国具备抵御大规模不满的能力。
“中华社会的忍痛能力极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全球经济学教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作者黄亚生表示。
黄亚生说：“有一种情况会导致稳定瓦解，那就是高层领导人之间出现严重分裂，就像1989年那样。”他说的是当年围绕天安门民主抗议事件的党内分歧。他指出，自1978年中国进入后毛改革时代以来，现在距出现这种裂痕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痛苦。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增长。根据官方数据，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率为5%，但这一数字受到质疑。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初期，中国经济增速接近7%。
根据一些估计，特朗普新一轮关税可能使中国对美出口损失一半甚至更多。高盛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多达2000万工人依赖对美出口就业。
“如果特朗普提出的这种规模的关税得以持续实施，没有任何政治体制，也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能全身而退。”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麦格雷戈表示，“工厂将关闭，成千上万的人会失业，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可以依靠。”
在中国，工人是抗议的最主要推动力量。据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旗下“中国异议监测”项目的追踪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工人参与的线下和线上抗议活动占比超过40%。
一些旨在为贸易战鼓舞全国士气的信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却引发了质疑，显示出如果经济遭遇严重打击，党可能会面临反弹。
习近平曾表示，他担心如今的年轻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愿意为国家利益吃苦。
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事件至今仍让中共领导层心有余悸，他们将那场示威和血腥镇压视为一场由经济管理不善引发的生存危机。虽然抗议的主力是学生，但广场内外的大多数群众，其实是对当年18%通胀率感到愤怒的普通工人。
如果类似的不满因贸易战而再次爆发，中共可以动用多种手段应对，包括财政刺激、向受影响行业提供定向补贴，甚至直接向被裁员的工人发放现金补助。
党还可以依靠自天安门事件后建立并不断扩大的“维稳”体系，这一系统在习近平治下规模和技术水平都有显著提升，包括由人力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审查与监控网络，旨在提前预防异议，并由庞大的警察和国内安全力量支撑。
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2023年用于国内安全的预算约为209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包括监控技术项目的支出，按两国物价差异换算，相当于美国2023年警务支出的175%。
此外，中国还拨款约1100亿美元，用于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安全能力建设”。
这一套控制系统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了最大的考验。政府最初通过分析个人的定位数据，实现了对病毒的初步控制。但在奥密克戎毒株迅速传播后，政府转而利用追踪技术对多个城市实施封控。
在上海，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和无人机帮助警方将2500万人口控制在家中，即使部分居民出现食物短缺。审查机制及时删除了对上海困境的负面评论，为官方媒体向全国其他地区描绘“正常”局面铺平了道路。
2022年底，当公众不满在多个城市爆发为抗议后，当局追踪了抗议者的手机和面部，有些人被拘留并接受长时间讯问。起初一度被信息量压垮的审查系统，很快学会了消除抗议象征，包括示威者手中的白纸。
几周后，习近平突然宣布取消严厉的清零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了中共的脆弱性。但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则认为，这一事件正是说明中共统治有其韧性的例证。
黄亚生说：“抗议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经历了数月的经济崩溃和极端的个人痛苦。一旦封控解除，抗议很快就消散，并未演变成对政权稳定的严重威胁。”
此后，习近平继续推动加强安全系统。他鼓励推广“枫桥经验”，这个做法起源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小镇，那里居民因相互举报而出名。如今，中国数以亿计的智能监控摄像头网络仍在扩张。
根据政府采购文件和学术论文，中国警方和其他国内安全机构正积极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最新技术应用于社会控制，其中包括利用AI模型预测不满情绪。
例如，沿海的浙江省某地公安部门正在试验使用大型多模态AI模型，在实时监控视频中标记可疑行为并分析人群聚集所带来的风险。
“他们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构建这些系统，就是为了应对当前正在面对的这种局面。”前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员、现任纽约非营利组织亚洲协会旗下ChinaFile高级编辑杰西卡·巴特克表示。
